当我还是小孩时，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是牯岭街一间小面店的福州鱼丸。
吃鱼丸汤，从来都是舅舅带我去的。外公外婆生有二女一男，长女是我娘，长子是舅舅。舅舅的生活不算稳定，总教外公外婆发愁。每次他回外公家，二老总要苦口婆心地训勉一番。我猜，带我出门晃一晃，也是他暂时躲一躲、喘口气的借口。外公外婆是苏州人，度日丰俭不论，点心终归是要吃的。我亦极得长辈疼爱，舅舅要带我出去吃点心，外公是不会阻止的。
外公家是一幢二十来坪的日式小屋，曾经住了三代七八口人。外曾祖母，我们叫她“老太太”，缠过足，一辈子只会说苏州话，却能和家里帮佣的说闽南语的阿利婆沟通。阿利婆从老太太那儿学得一手厉害的做江浙菜的功夫，台湾菜也做得极好——她在外公家工作几十年，照顾了我们一家四代人。阿利婆做的珍珠丸子和瓜仔肉，就是我对所谓“美食”的记忆原点，不过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坐在玄关处的梯级上，穿上小朋友的鞋，推开纱门，走出小小的院子。舅舅已经打开绿漆白条的木门，在外面等我了。其实去吃趟鱼丸，来回脚程不过十来分钟，对我来说，却带着短途旅行时的心情。
我和舅舅从外公家出发，牯岭街几乎都还是平房，太阳晒在矮墙上，金灿灿的一片。我眯起眼睛，抬头四顾，舅舅停下脚步，催我跟上。他是个口拙的人，每次讲笑话逗我开心，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笑。他总会在路上问我：“等一下你要不要多吃一碗？”我其实很想说要，却总是矜持地摇头。
啊，一口气吃两碗福州鱼丸汤，是我始终没有实现的、豪奢的童年梦想。
我们会先经过几家旧书摊。从厦门街到牯岭街六十巷口，依着矮墙是一整排郁郁葱葱的大榕树，院落里枝叶掩映的老宅住过哲学家方东美，它的隔壁便是台湾大学校长的官舍。巨大的树荫遮着那段红砖路，终日阴凉，不见天日——多年后，那风景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
过福州街，再走几步路，就是鱼丸店。我总以为是他们发明的福州鱼丸，谁叫它就在福州街口呢？
因为是点心而非正餐，我们从来不吃面，不要小菜，只点两碗鱼丸汤。一勺冒气的大骨汤，两粒很大的鱼丸，几星芹菜末，浮在磕出了口子的浅浅瓷碗里。舅舅会拿白胡椒来撒，我不要。用平底铁汤匙舀一粒鱼丸，匙底带点汤，吹一吹，咬一口，鱼丸黏韧，肉馅和汤汁在口中爆开。我很珍惜地吃，可毕竟只有两粒，一下就吃光了。
这时候，我才看到碗底画着一尾虾。虾身饱满，弓着朱红色的身子，两条长须很潇洒地撇出去，再弯回来，随着清汤的折射晃呀晃。汤很烫，慢慢喝。喝完再看，那只虾竟变小了。
后来我翻父亲的水墨画册，也看到了很潇洒的虾。于是自作聪明，以为瓷碗底画着一只虾的，都是齐白石画的。
我望着空空的瓷碗，恨不能再续一碗。舅舅付了账（两碗十块钱），我们慢慢踱回家，太阳比刚才又斜了一点儿，路上交错的光影更深更浓了。
外公家客厅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杨丽花唱的歌仔戏，音量开得很大。阿利婆一面在厨房烧菜，一面听戏，满屋子饭菜香。情节到关键处，阿利婆会撇下做到一半的菜，到客厅站着看一会儿电视，再回厨房忙。
晚饭做好了。阿利婆高声喊我的小名：“小球，来，你上爱食的瓜仔肉！”我很高兴刚才没有多要一碗鱼丸汤，等下可以多扒一碗饭。
牯岭街七十八号的老屋，如今片瓦无存，只剩隔壁楼房墙面山形屋顶的遗痕。老太太、外公、外婆、阿利婆，都做仙去了。舅舅移民加拿大多年，人生颠沛曲折，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
牯岭街卖福州鱼丸的面店，至今仍在。是不是舅舅带我去的那一家，我并未前去考证。我家的冷冻库倒是常常备着一斤东门市场“义芳”的包馅福州鱼丸，不过，一口气吃四粒这样的事情，我至今不曾做过。
然而毕竟幼时的我，眯着眼睛看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太阳，端过那个磕出了口子、有一只不是齐白石画的虾的瓷碗——而让我们魂牵梦萦，后来再也没有了的，永远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老派少女购物路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