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鱼丸汤

当我还是小孩时,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是牯岭街一间小面店的福州鱼丸。

吃鱼丸汤,从来都是舅舅带我去的。外公外婆生有二女一男,长女是我娘,长子是舅舅。舅舅的生活不算稳定,总教外公外婆发愁。每次他回外公家,二老总要苦口婆心地训勉一番。我猜,带我出门晃一晃,也是他暂时躲一躲、喘口气的借口。外公外婆是苏州人,度日丰俭不论,点心终归是要吃的。我亦极得长辈疼爱,舅舅要带我出去吃点心,外公是不会阻止的。

外公家是一幢二十来坪的日式小屋,曾经住了三代七八口人。外曾祖母,我们叫她“老太太”,缠过足,一辈子只会说苏州话,却能和家里帮佣的说闽南语的阿利婆沟通。阿利婆从老太太那儿学得一手厉害的做江浙菜的功夫,台湾菜也做得极好——她在外公家工作几十年,照顾了我们一家四代人。阿利婆做的珍珠丸子和瓜仔肉,就是我对所谓“美食”的记忆原点,不过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坐在玄关处的梯级上,穿上小朋友的鞋,推开纱门,走出小小的院子。舅舅已经打开绿漆白条的木门,在外面等我了。其实去吃趟鱼丸,来回脚程不过十来分钟,对我来说,却带着短途旅行时的心情。

我和舅舅从外公家出发,牯岭街几乎都还是平房,太阳晒在矮墙上,金灿灿的一片。我眯起眼睛,抬头四顾,舅舅停下脚步,催我跟上。他是个口拙的人,每次讲笑话逗我开心,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笑。他总会在路上问我:“等一下你要不要多吃一碗?”我其实很想说要,却总是矜持地摇头。

啊,一口气吃两碗福州鱼丸汤,是我始终没有实现的、豪奢的童年梦想。

我们会先经过几家旧书摊。从厦门街到牯岭街六十巷口,依着矮墙是一整排郁郁葱葱的大榕树,院落里枝叶掩映的老宅住过哲学家方东美,它的隔壁便是台湾大学校长的官舍。巨大的树荫遮着那段红砖路,终日阴凉,不见天日——多年后,那风景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

过福州街,再走几步路,就是鱼丸店。我总以为是他们发明的福州鱼丸,谁叫它就在福州街口呢?

因为是点心而非正餐,我们从来不吃面,不要小菜,只点两碗鱼丸汤。一勺冒气的大骨汤,两粒很大的鱼丸,几星芹菜末,浮在磕出了口子的浅浅瓷碗里。舅舅会拿白胡椒来撒,我不要。用平底铁汤匙舀一粒鱼丸,匙底带点汤,吹一吹,咬一口,鱼丸黏韧,肉馅和汤汁在口中爆开。我很珍惜地吃,可毕竟只有两粒,一下就吃光了。

这时候,我才看到碗底画着一尾虾。虾身饱满,弓着朱红色的身子,两条长须很潇洒地撇出去,再弯回来,随着清汤的折射晃呀晃。汤很烫,慢慢喝。喝完再看,那只虾竟变小了。

后来我翻父亲的水墨画册,也看到了很潇洒的虾。于是自作聪明,以为瓷碗底画着一只虾的,都是齐白石画的。

我望着空空的瓷碗,恨不能再续一碗。舅舅付了账(两碗十块钱),我们慢慢踱回家,太阳比刚才又斜了一点儿,路上交错的光影更深更浓了。

外公家客厅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杨丽花唱的歌仔戏,音量开得很大。阿利婆一面在厨房烧菜,一面听戏,满屋子饭菜香。情节到关键处,阿利婆会撇下做到一半的菜,到客厅站着看一会儿电视,再回厨房忙。

晚饭做好了。阿利婆高声喊我的小名:“小球,来,你上爱食的瓜仔肉!”我很高兴刚才没有多要一碗鱼丸汤,等下可以多扒一碗饭。

牯岭街七十八号的老屋,如今片瓦无存,只剩隔壁楼房墙面山形屋顶的遗痕。老太太、外公、外婆、阿利婆,都做仙去了。舅舅移民加拿大多年,人生颠沛曲折,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

牯岭街卖福州鱼丸的面店,至今仍在。是不是舅舅带我去的那一家,我并未前去考证。我家的冷冻库倒是常常备着一斤东门市场“义芳”的包馅福州鱼丸,不过,一口气吃四粒这样的事情,我至今不曾做过。

然而毕竟幼时的我,眯着眼睛看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太阳,端过那个磕出了口子、有一只不是齐白石画的虾的瓷碗——而让我们魂牵梦萦,后来再也没有了的,永远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老派少女购物路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