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说起来病情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
父亲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便被我母亲领到家里，来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家就在我家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书读得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继续睡觉。我的冷漠并没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我的床尾。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他。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就这么过去吗？”
我的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都很无聊。”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有机会过想象中的生活，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当时在内心困惑着我的东西是什么。那年，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我都串过，每个屋子我都闹过，我开始思考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可能像小镇里任何一个成年人过的，我就觉得这种无趣令人恐惧。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想，怎么会有一个人，能把这么矫情的话如此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闪过草原、星空之类的景象。
我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现，他竟然是兔唇。
第二天，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儿。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拿锄头……”待一切安顿完毕，一群孩子就浩浩荡荡地从文展家里出发了。
每次我看着他高调地布置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在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用了什么方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至让所有人都未产生任何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想法。
我刚加入“文展兵团”，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我终是没能忍住好奇心。等到其他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啊？”
文展问我：“你想看吗？”
他从床底下掏出一只棕黄色的皮箱。皮箱打开，是厚厚的一沓纸，纸下面，是厚厚的一摞书。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纸拿出来，一张，一张，轻轻地铺展在地板上。他的声音都压低了：“你看，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来的、每一年这个国家发生过的我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还写上了我认为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九岁开始，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做这样的整理。我觉得，要是我能在十八岁前做完这一千多年的整理，或许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脸通红通红，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沸腾。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气冲了上来，头顶似乎在汩汩地冒汗。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是个伟大的人了。
或许这类宏图伟志孤独地藏在他心里太久了，一天下午，他几乎对我和盘托出他的计划：“比如我，未来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计划读大学或者读省城的重点中专。考重点高中，再上重点大学，这不难，但花费实在太大了，我家里很穷，还是上重点中专比较合适。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留在大城市，并且获得发展的机会。我必须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让自己未来在学校里有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
“所以你每天组织我们这帮人一起玩，是在训练你的领导能力吗？”我这才恍然大悟。
他得意地点头：“而我整理中国历史大纲，是因为我在中考作文里可以大量运用历史知识，这应该能保证我拿到不错的分数……”
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发觉自己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人生啊？”惊讶和莫名的恐惧，让我讲出了文绉绉的话。
或许连文展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话完全摧毁了我。接下来的这个暑假，我被抛入一种对自我全盘否定的虚空里。
内心的苦闷驱使我一次次缠住他，而他总试图用一句话摆脱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为你的生活寻找答案。”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后疯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着作。有一段时间，我常常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
再不关心我的人都看出来了，我这次生的病比上次的更严重。母亲似乎也明白过来，还是只有文展能帮我。
半推半就下，文展终于在暑假快结束时再次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