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但不一定在课堂上。”
这个说法来自一名大学生。近年来，大学生不爱上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朱富海发现，除了不爱上课，学生们也表现出沉默和被动，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不愿意被点名发表看法。
在朱富海看来，大学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门课的知识和完成考试的解题方法。“我们授课时并不只是教授理论，而是教授怎么处理问题。我们希望学生在课程里学到的东西，不仅是知识本身，更是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提升。”
暨南大学人类学教授曹雨发现，自己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在《为什么大学生不爱上课了？》一文中，曹雨写道：
“在我主讲的课堂上，出勤率从几年前的偶尔有几人缺席，变成了现在普遍的经常性的缺席。就2023 年春季学期而言，出勤率最高的时候从来没有高过85%，而日常在60% - 70% 之间浮动。
”这个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我授课的课程和班级，在与学生们坦诚交流出勤问题的时候，有学生说：‘大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但不一定在课堂上。' 也有学生安慰我说：' 即使必修课，两百人的大课室，只有三四十人。’在与其他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坦陈出勤率存在问题，如果不点名，那么出勤率能保持在50% 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仅就暨南大学而言，不点名的课堂，出勤率可能不到50%。而来上课的学生，也大多沉迷于手中的电子产品，认真听课的寥寥无几。
发觉学生”不交流“的，还有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朱富海。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数学系任教，在招生咨询中，他接触到了不少有意报考南大的高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大部分学生是和家长一起前来咨询，而在咨询的过程里，有的学生甚至全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学生的沉默和被动，延续到大学的课堂上。
不愿意被点名的学生
朱富海是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的老师。
他有时会点名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很多学生表示，不想被点名，因为”一被点名就紧张，会的问题都不会了“。后来他征求学生意见，是否应该在课堂上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80 个学生里，只有10 个人愿意被点名，而将近一半的学生表示”无所谓“。
在一次代数学的期末考试中，朱富海发现有一道相对简单的经典问题，得分率异常低。
他曾经把类似问题交给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思考，虽然遇到一些小麻烦，但小学生最终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答。大学新生的表现，让他感觉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朱富海在线上开过一个讲习班，希望帮助学生弥补高中与大学之间知识、思维方式上的差距，然而效果并不理想。第一节课有170 人来听，第二节课就只剩下几十人，后来的几次，每次参与人数只有十多个。
”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学习数学时，完全是为了高考拼命地刷题，很少有思考的时间。而在大学里，给学生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他就蒙掉了，因为他没有见过。这让我觉得，很多学生已经不敢尝试或者不愿意尝试，或许更糟糕——不会尝试。经过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训练，学生本来拥有的探索能力却消失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朱富海说。
在《大学，有什么用》一书中，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提到现代大学至少应该”追求高深学问，促进前沿研究，不完全受制于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法国人类学家拉图尔则将”科学“和”研究“区别开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但对这种进步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特点是从‘科学’文化过渡到‘研究’文化。科学即确定性，研究即不确定性。科学应是冷峻的、有序的、超然的，研究是热情的、纠缠的、冒险的。科学终结人类的分歧，研究则以更多分歧来为论战助力。科学通过尽可能地摆脱意识形态、情绪和狂热的束缚来产生客观性，研究则以所有这些要素为基础来使调查对象变得熟悉。“
我们的基础教育常常被诟病为”填鸭式“教育。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如此描述灌输式的”填鸭式“教育：”这种讲解教育的显着特征是冠冕堂皇的言辞，而不是其改造力量。‘四乘四等于十六；帕腊州的州府是贝伦。’学生把这些语句记录在案，把它们背下来，并加以重复。他们根本不明白四乘四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州府’在‘帕腊州的州府是贝伦’这个句子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不懂得贝伦对帕腊州意味着什么，而帕腊州对巴西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