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的分化
与教师的失望对应的是，学生对于大学能够带来的东西的期待也越来越少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处境不再是房间里的大象，这样的焦虑，逐渐蔓延到高考志愿填报中。
即使大学文凭已经不是一个许诺，正面临着孩子高考和志愿填报的家庭，也会把上大学这件事看作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最初也最重要的环节。但令人沮丧的是，”好专业“的名额永远是有限的，其他专业则被打上”天坑“标签，毕业生面临着应聘困难、薪酬偏低的现实。
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大卫·卡德的研究中提到，在全球，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对应的收入将提高10%。也就是说，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得到的报酬比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高，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收入则普遍高于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看重升学考试。
2019 年发生的美国大学录取贿赂丑闻，则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展现了在全球最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
33 名大学申请者的家长被指控在2011 年到2018年向名校申请咨询师威廉·里克·辛格支付了超过2500万美元，其中部分款项被辛格用于欺诈性地夸大申请者的入学考试成绩，并贿赂大学官员。另一种方式是买通校体育队的教练，让客户的孩子进入校队，增大其入学的可能性。
对于大学的追逐，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阶段。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在着作《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中描述了美国家庭的”鸡娃“方式。焦虑的美国中产阶级家长们并没有像大洋彼岸的想象一样，让他们的孩子”自由快乐地“长大。相反，家长们热衷于让孩子参与国际象棋、舞蹈、足球等有着高度竞争性的课外活动，让下一代在童年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以期增加他们未来进入大学的竞争力。
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郑雅君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以及出路。
在专业选择上，”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
”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大学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雪峰被推上风口浪尖后，大学专业选择被舆论视为一个人在时代风浪中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动辄上万元的志愿填报服务一位难求。
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涌入志愿填报咨询的直播间，希望能为孩子的未来寻找最优解。这些直播间中的“老师”为每一类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人生剧本，在这种粗糙的分类学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分数、地区、家庭条件、性别、性格被精准而快速地分到一个类别中。
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而就业市场无法给出相称的回应；“985 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自我贬低与自我归因的话语被频繁提起，“躺平学”“上岸学”成风。所有正在上大学以及将要上大学的人面临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对于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朱富海看来，大学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门课的知识和完成考试的解题方法。“我们授课时并不只是教授理论，而是教授怎么处理问题。我们希望学生在课程里学到的东西，不仅是知识本身，更是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提升。从前人走过的路里，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就像怀特海所说：‘忘记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切知识，剩下的才叫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