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又想起饺子。饺子，是过年的标配，是过年的主角，是过年的定海神针。不吃饺子，不算过年。
五十三年前，我在北大荒，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很想家。那时候，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内蒙古，家里只剩父母孤苦伶仃地过年。我心里难过，又万般无奈。
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大年三十的黄昏，我的三个中学同学，一人拿着面粉，一人拿着肉馅，一人拿着韭菜（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买肉要肉票，春节前的韭菜更是金贵），去到我家。他们和我的父母一起，包了顿饺子。
盖帘上码好的一圈圈饺子下进滚沸的锅里，蒸腾的热气把我家小屋托浮起来，幻化成一幅别样的年画，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岁月。
这大概是父亲和母亲过年吃的最滋味别具的一顿饺子了。
那年大年三十，一场纷飞的大雪把我困在北大荒的建三江。当时，我被抽调到兵团的六师师部宣传队，本想年三十下午赶回我所在的大兴岛二连，没承想，大雪封门，汽车的水箱都冻成冰坨了。
师部的食堂已经关门，大师傅们都早早回家过年了，连商店和小卖部也已经关门。别说年夜饭，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买不到，我只好饿肚子了。
西北风从大年三十刮到大年初一早晨，我一宿没有睡好觉，早早被冻醒。我偎在被窝里不肯起来，闭着眼胡思乱想。
九十点钟，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由于风刮得很凶，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断断续续的，像做梦，不那么真实。我非常奇怪，这大雪天的，会是谁呢？
我披上棉大衣跑到门口，掀开厚厚的棉门帘，打开门一看，吓了一跳。站在门口的人，浑身上下裹着一层厚厚的雪，简直就是个雪人。我根本没认出是谁。等他走进屋，摘下狗皮帽子，抖落一身的雪，我才看清，是我们大兴岛二连的木匠赵温。天呀，他是怎么来的？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莫非他是从天而降？
看我瞪大了一双眼睛，他笑了起来，说：“赶紧拿个盆来！”我这才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大饭盒。打开饭盒一看，是饺子，个个冻得邦邦硬。他笑着说：“过七星河的时候，跌了一跤，饭盒撒了，捡了半天，还是少了好多，饺子都掉进雪坑里了，咱俩凑合着吃吧！”
我愣在那儿，望着一堆饺子，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知道，他是见我大年三十没回队，专门给我送饺子来的。如果搁在平时，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可这是什么天气呀！三十里路，没有车，他得一步步地在没膝深的雪窝里跋涉，走过冰滑雪深的七星河。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和赵温是用那个盆底有朵大大的牡丹花的洗脸盆煮的饺子。我还忘不了，那是酸菜馅儿的饺子。
小时候过年，母亲总要包荤素两种馅儿的饺子。她把肉馅儿的饺子都捏上花边，让我和弟弟连玩带吃地吞进肚里，自己和父亲则吃素馅儿的饺子。那是艰苦岁月的往事。
大年初二，是母亲的生日。那一年，我包了一个糖馅儿饺子，放进盖帘上一圈圈饺子中，然后对母亲说：“今儿您要吃着这个糖馅饺子，一准儿大吉大利！”
母亲笑着连连摇头：“这么大一堆饺子，我哪能那么巧正好吃到？”
热腾腾的饺子盛进盘、端上桌，我先往母亲的碟中拨了三个饺子。吃第二个饺子时，母亲就咬着了糖馅儿。她惊喜地叫了起来：“哟！我真吃着了！”我说：“要不怎么说您有福气呢？”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母亲的眼睛实在是昏花了，她不知道我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我包了一个有记号的花边饺。
第二年夏天，母亲去世了。
孩子在美国，前些年我常去美国探亲，一连几个春节，都是在那里过的。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邮票”，对我而言，过年时，乡愁就是一顿饺子。
那是一个名叫布卢明顿的大学城，全城只有一家中国超市。为了买到包饺子必备的老三样——五花肉、大白菜、韭菜，提前几天，我就和孩子来这里采购。
超市老板是山东人，因为我常去那里买东西，彼此已经熟悉。老板见我进门直奔大白菜和韭菜而去，对我说：“准备过年包饺子吧？”我说：“对呀！大白菜和韭菜您得多备些啊！”他笑吟吟地说：“放心吧，备着呢！”
那天，小超市里挤满了人，大多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来买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的。尽管大家素不相识，但望着各自小推车中的“老三样”，彼此心照不宣，他乡遇故知一般，会心地笑着。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肖复兴散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