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去薇娅的直播间拍了一个节目。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直播间里，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我去了她的直播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
我从来没有在微观世界里，看到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运转的。
很多“渴望”
这空间如此丰沛，有很多件物品——衣服、包包、口红、面包、牛奶，它们杂乱地放在那个地方。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房间里充满一种惊人的匮乏，所有的物品都是一样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种更富有层次的东西，只看到主播充满热情地描述这个产品。
巨大的热情背后，我看到的是不断重复。使用者大量涌进来，买这个，买那个，说“我是薇娅的女人、薇娅的骑士”，整个屏幕都是一样的话。我看到信息在巨大流转，物在巨大流转，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单调性。
这种热情如此巨大，似乎又不可推敲。这个热情甚至让我非常疲惫，拍了两个下午，摄制组一半人都病倒了。但12点直播结束后，薇娅和她的团队还会继续分类，第二天重复做这件事情。
在阿里巴巴小基地的工作房里，所有墙壁都空空荡荡，杂乱的物品堆满了房间，每个人都用一套术语进行交流。那套术语，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这个世界，同时看到很多“渴望”。
看薇娅和她的助手推销物品，已经变成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么多人需要陪伴，在喧扰的过程中又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孤独是无声的。
接着，你会发觉自己的热情无处安放，因为个体的日常热情不来自社区，不来自你的家庭，不来自你可改造的世界，所以你只能投靠一个消费的世界。在这个消费世界里，充分表达自己参与的热情，获得同伴的热情，建立人际亲密关系的热情。
这背后，当然是造就某种经济奇迹的巨大动力，很少有国家和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在如此单向的维度中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
我要，我现在就要
那些做直播的小孩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一致的成长背景。他们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被碎片化信息、技术、消费所驱动。不管是技术还是消费，它们都天然排斥更多可能性，所有迟缓的东西都被慢慢过滤掉了，因为它们强调“我要，我现在就要”的即刻结果。
所有人都在证明自我，通过消费和购买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个自我缺乏丰富的系统构成，缺乏对绵长历史的比较，这个自我变得单薄、脆弱、容易受伤、容易被击败。
所以，社会情绪如此摇摆，我们看到一个强调自我的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盲从的世界。消费主义鼓励你购买，鼓励个人成长，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创业者希望操纵大众，希望创造某种事件。
就像吴晓波说的，我们在面对时代的迷失时，也面临双重问题。
一方面，话语系统受到明显压迫；另一方面，我们跟这个正在变化的时代脱节了，如果每一种传统思想不被新的状况激活，思想就会陷入僵化。但是，每一个新的事物如果没有传统保持稳定，也会迅速地滑落。
我出生于1976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年，尽管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物质逐渐丰沛的国家，但你还是会发现对自己的国家所知仍然甚少。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高度反差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在被教育。我们有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走在街上，却很少看到一栋有五千年历史的建筑。
这种巨大的历史传统是一种抽象存在，这是一个强调层级的中国传统，一种操纵式的传统。
这也是我自己在写《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本书时强烈的感受。我写这本书花了5年的时间面对晚清那个世界，我突然发现它离我们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当我们讨论眼前这些新的技术革命，讨论信息爆炸的时候，出生在1873年的梁启超同样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那一轮全球化由铁路、电报所驱动，他一个曾经只读四书五经的年轻人突然面对报纸杂志的世界，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外来冲击。
而清王朝的整个结构看起来无法应对这一切，梁启超感觉非常不安又无力。当我们说到梁启超的时候，总是在讨论传统中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其实他要面对的是过去更多的传统。
他的老师康有为发现巨大的中国难以撼动，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进入固化的系统撬开裂缝。于是他们重新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改革者，而自己则成了变革者，在变革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牺牲。
这样的传统充满争辩、彼此矛盾，但也正是因为充满争辩、彼此矛盾，才给予我们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它随时会提醒你眼前的方式是某种僵化，并不是唯一的未来。
我们此刻的中国，需不需要重新发现传统，发现周围的世界？
遥远的热情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满怀热情，比如美团、阿里巴巴、直播……但我们很少对身边的事情产生热情。这是因为周围世界趋于匮乏，我们缺失了对真正属于自己小范围世界里的亲密感，才会把这种缺失给予一个遥远的平台。在薇娅直播间，我与她聊天，常常惊叹于她的努力和高效。薇娅非常感谢购买者给她的安慰和陪伴，但她每次讲自己故事的时候，总是会被购买者打断，因为对购买者而言，个人的叙事不重要，他们只想知道哪个东西最便宜。三年之后，薇娅慢慢放弃了讲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故事，慢慢进入一个更为直接的阶段——给你最便宜的东西。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很多地方正在失去这些微小的对话能力，失去真正的沟通和真正的社群感，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孤立的个体和巨大平台之间的关系。个体对丰富生命的渴望被压抑着、沉睡着，只能找到一个单向的通道来缓解自己的抑郁和焦虑。但是如果不通过具体的方式来解决，而通过集体的方式来解决，就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解决，个体会陷入永远的抑郁之中。
但是，我对个体内在的弹性充满信心。40年前是穿中山装的时代，仅仅几年过去，世界就充斥了五颜六色的服装。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关心周围世界、理解他人、关心艺术的人，真正来自内心真诚的召唤和需要，而不再是某种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