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翻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发现周氏晚年对于平生所作文章，多有评价。摘抄其中若干，不难看出其晚年认识，与外界的评论，是颇不一致的，这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周作人一生写了很多闲适的文章，但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及的并不多。或许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吃茶喝酒”的文章，读与不读，关系并不重要。在《故乡的回顾》一节中，谈及故乡的风物名胜，写到他的故乡绍兴的一些名物，可以引诱他追忆过去，由此便提及了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所写的《卖糖》一文，后来收在他的文集《药味集》中，并有“自己觉得颇有意义”的感慨。《药味集》是周氏自己比较满意的一册文集，晚年他给香港的鲍耀明写信，还不忘记提及这本小书，认为颇可一读。但在《知堂回想录》中，他也专门写到这本书，认为多是“正经的文章”,随后笔头一转，又写道：“当然里面也不少闲适的小文，又如收在《药味集》里的《卖糖》《炒栗子》与《蚊虫药》，以及后来的《石板路》，都可以说是这一路，但是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仅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周氏的“闲适文章”,成就很高，他人难以企及。
在“闲适”一路文章中，还有一种“古怪题目”的文章，虽然写得并不算多，却也为周氏所看重。在《知堂回想录》的后记中，谈到《我的杂学》这个系列文章时，特意写道：“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的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因为准备还能充分，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鸦片烟都是。这些本该都写进《我的杂学》里去，那些物事我是那么想要研究，就只是缺少研究的方便。”对于这些“古怪题目”的文章，周氏用安徒生的一个掌故来作自我评价，也是饶有趣味。“可是人苦不自知，那里我联想起那世界有名的安徒生来。他既以创作童话成名，可是他还怀恋他的蹩脚小说《两个男爵夫人》，晚年还对英国的文人戈斯陈诉说，他们是不是有一天会丢掉了那劳什子（指童话），回到《两个男爵夫人》来呢？我的那些文字说不定正是我的‘两个男爵夫人，虽然我并无别的童话。这也正是很难说呢。”周氏的这一段闲话，看似不经意，却很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平生文章成就的认识。
读《知堂回想录》，除去上述这些“古怪题目”的闲适文章，周氏还有一些“愉快的”文章，在他晚年写回忆录时，乃是津津乐道的。这种“愉快的”文章，却是因为“事情的不愉快”,其中一篇系他写的《碰伤》。此文写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在新华门前抗议政府积欠教育经费，遭到军警殴伤的事件，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是教员自己“碰伤”.周作人对此评价：“这事颇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名字便叫作’碰伤，用了子严的笔名，在六月十日的《晨报》第五版上登了出来。”对于这篇“愉快的”文章，他评价说“写得有点别扭，或者就是隐晦”,“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着，这同做诗一样，需要某种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这种机会不是平常容易得到的，因此也就不能多写了”.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因在北平大学“被囚”,他写了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晚年还不忘揶揄：“这就是我所作的所谓的愉快的散文。”
这样的文章，周作人还写过几篇，其中《前门遇马队记》颇为有名。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及《每周评论》，他写自己在前门遇见“六三”事件的经过，“那一天回到会馆里，在灯下做了一篇《前门遇马队记》，于次日上午往北大上课的时候，送到图书馆主任室交给守常，请他编入每周评论，那天似是星期五，所以可能在下一期上登了出来”,随后又全文抄了这篇文章。抄完后，他又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话：“这篇文章写的不怎么的精彩，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话，可是不意从相反的方面得到了赏音，因为警察厅注意每周评论，时常派人到编辑处去查问，有一天他对守常说道：‘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这里的“守常”,便是北大图书馆的李大钊。李大钊告知“所谓有些文章”,便是指的那篇“遇马队记”.周作人对此很是得意地写道：“看来那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得针刺了吧。”由此可见，这样的文章，对于周氏来说，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周作人的写作史上，这样的文章是很高妙的。
这种“愉快的”文章，或者“别扭的”文章，抑或者可以称作为“讽刺”的文章，还有一篇《吃烈士》，收在《泽泻集》中。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写这样一篇文章，实际是“讽刺”,但“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又说，“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的例子”.随后他又全文抄引了这篇文章，并强调此文作于所谈事情发生之后的四五十天，鲁迅也对此事有过一篇《忽然想到》。谈到这篇文章，周作人也引用了鲁迅的杂感。为了强调自己的这种写作，他特意谈及自己的独家师承：“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特散文的启示，他的一篇《育婴刍议》那时还没有经我译出，实在是我的一个好范本，就只可惜我未能学得他的十分之一耳。”甚为遗憾的是，这些“愉快的”且具有讽刺性的文章，周氏后来基本不再写了。故而与那些“古怪题目”的文章一样，都是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