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开春的时候，一位朋友得知我要去台湾，特意从外地打来电话，对我说：“在台北如果有空的话，建议你一定去素书楼看看。”
“素书楼？”
听到我犹豫不决的声音，这个朋友连忙解释说：“素书楼就是国学大师钱穆在台北的故居。”
我一下想起来了钱穆这个名字。至于钱穆在台北的故居素书楼则是第一次听说。
没有听到我及时的回答，朋友在电话那头显然有些急了，又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你听着，中国20世纪的史学大家，一百年后人们记住的是章太炎、胡适和顾颉刚，二百年后人们记住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三百年后人们记住的就只有一个钱穆了。”
朋友说完就放下了电话，可是我却拿着电话迟迟放不下来。“钱穆，素书楼。”一个晚上，这两个词语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直到天边亮起了鱼肚白，我才终于沉入了梦乡。
二、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翻阅过钱穆的一些作品。由于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所以对于钱穆的生平履历和学术成果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朋友的提醒，让我在出行台湾前的那段日子里对钱穆“恶补”。
钱穆，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的小乡村。钱穆一生嗜书如命。他虽然只有中学文凭，但凭着勤奋的苦读和严谨的治学，很快就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着名史学大家顾颉刚读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初稿，不禁为他精湛的考据和横溢的才华所惊叹，当即决定推荐时为中学教师的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此后，钱穆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教授，并担任过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此外，钱穆还长期讲学和问学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并获得美国耶鲁大学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
治学八十多年来，钱穆着述超过一千五百多万言。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更是史学精品之作。这些着述或自成体系，或博大精深，或贯彻古今，或独秀史林，被许多史学大家称为百世流芳之作。陈寅恪就称《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着作矣。”夏承焘、汤用彤、朱自清等学术大家，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后，都认为是民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中国通史着作。着名华裔学者杨联陞读了《朱子新学案》后予以高度评价，尤其是对该书冠于篇首的长文《朱子学提纲》更是称赞不已，认为：“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之先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钱穆的一生可以说几乎都用在了弘扬国粹、传播传统文化上。他不仅着作等身，而且还为人师表。在客居香港的十六年里，他与同仁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以新亚书院为主体，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才离港赴台，却仍然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钱穆的学生共有五代之多，为港台地区及海外培养了一大批国学通才。知名学者余英时、严耕望等都是钱门弟子中的优秀代表。
三、
素书楼位于台北市郊区士林外双溪，这里既是东吴大学的校园，又依附阳明山景区，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遥遥相望。
1967年，受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介石的邀请，时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的钱穆移居台北，在中国文化书院任史学教授，并入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迁台后，钱穆托人想找块土地自己建一座房子，他的夫人胡美琦还画出了设计图纸。后来蒋介石听说了这件事，就叫蒋经国前来拜访，并表示建房的事情由政府来负责。
钱穆虽然再三推辞，但蒋经国执意要求相关部门要去了图纸，并组织了施工。房子建成后，当局又以台北市政府接待宾馆的名义，免费提供给钱穆夫妇居住。这年钱穆已是72岁的高龄。
据钱穆回忆，素书楼的名称源自他对母亲的深深思念。钱穆17岁那年不幸染上了伤寒，求医过程中又不幸用错了药，生命危在旦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钱穆的母亲在祖居的“素书堂”里不离不弃，日夜照顾守候了钱穆整整七个星期，终于把他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钱穆一生都感念母亲对自己的恩德，所以将这座小楼命名为“素书楼”。
素书楼如今不仅是东吴大学游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东吴大学最具学术象征的地方。因为国学大师钱穆曾在这里居住治学，东吴大学与其他大学相比，也就有了不一样的氛围。
四、
正是午后时分，四处都显得异常安静。我独自一人，沿着宽大的台阶拾级而上，古朴典雅的素书楼很快就展现在我的眼前。
素书楼是座二层小楼。小楼外围墙右侧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钱穆故居”的木牌，漆红色大门的左侧则挂着一块“素书楼”的木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