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老师抹了一把油头，朝窗外一指：“那个沙岗上这种鸟多的是。”
打狗鸟我们太熟悉了，山冈上、麦地里都有它们的身影，这种鸟不仅警惕性高，而且抱团意识极强，谁若是偶尔涉足它们的领地，便群起而攻之，嘎嘎嘎擦着头皮轮番俯冲攻击，像投弹的轰炸机，连狗也招架不住。
鲁迅先生也认识打狗鸟吗？打狗鸟这么讨厌，大名鼎鼎的鲁迅为什么要把它写到诗里去呢？
面对大家的提问，慕老师哈哈一笑：“鹡鸰象征着兄弟手足之情，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过，”慕老师话锋一转，“鲁迅的大弟周作人，后来跟他哥哥闹掰了，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三、
慕老师烟吃得凶，他的衣兜里只装两样东西——香烟与火柴。他划火柴的动作很滑稽，大拇指与中指捏着火柴梗，其余三根手指跷若兰花。常常，慕老师点燃烟卷后先品一口，然后歪着脑袋看着火苗顺着火柴梗缓缓燃烧，快靠近手指时才丢掉。
我们豆青镇那地方，夹菜叫就菜，“还来就菊花”的“就”，是不是带有欣赏的意思？抽烟不说抽，也不叫吸，叫吃烟。对许多资深的烟民来说，吃烟如吃饭，不可或缺。
慕老师的烟瘾跟我爷爷有一拼，烟不离手。他板书时右手写字，左手夹着烟；讲课讲到兴头上，从衣兜里摸出一根烟，不紧不慢地点燃，慢条斯理地吃几口，再接着往下讲。套用现在一句话说，吃烟也是生产力。
我不知道古代那些诗人吃不吃烟，慕老师说鲁迅吃烟，吃得比他还凶。虽然我们没见过鲁迅，更没见过鲁迅吃烟，但慕老师怎么说，我们怎么信，从他嘴里徐徐吐出的诗句和烟雾，都一样有味道。
常常，慕老师讲着讲着，一只手就伸进了衣兜，摸到烟与摸不到烟，其表情判若两人。摸不到烟时，他会朝我招招手。记得第一次他叫我去供销社买烟，我接过钱拔腿冲出教室，跑到校门口又折回来，问慕老师买什么牌子烟。
“春秋。”
慕老师吃烟很挑剔，只吃一个牌子：春秋。
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见我老是去买春秋牌香烟，用生硬的口气问我，你这烟是给谁买的？我说，慕老师你都不认得？这时卖布的营业员晃过来，两人小声叽咕，切，还这样烧包。“烧包”的意思我自然懂——摆阔，但那个“还”字，还是把我搞蒙了。
那时有一首顺口溜：县里干部吃“玉猫”，公社干部吃“水上漂”，大队干部吃“大铁桥”，老社员吃的是“白纸包”。后来我才明白，吃烟是分等级的，什么人吃什么烟。譬如我爷爷，他只配吃旱烟，还得省着吃。
我们豆青公社吃烟第一块牌子，应该是公社王书记王锦石，据说他也只吃“水上漂”，慕老师的“春秋”，显然要比王书记的“水上漂”要高出半头。
四、
慕老师好像有过昙花一样的爱情。
不错，昙花我见过，夜半开花，花开时“噗”的一声，像突然打开一把白色的伞，但昙花命短，开着开着就蔫掉了。至于爱情是什么样子，我也拧不清。
我们豆青学校的老师，除了“老油头”慕老师和马琴老师，都有自己的家，傍晚放学的铃声一响，走得一个不剩，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慕老师和马老师，他俩都是外地人。
马老师马琴是个老姑娘，用现在的话说叫“剩女”，本地人，头上扎着两根齐肩的黑辫子，一双大眼睛清幽幽的，仿佛深不见底。她是我们学校唯一的音乐代课老师，等着转正。上音乐课，马老师让我抬过风琴，那家伙笨重得要命，四个人都累得吭哧流星。马老师跟在我们后面，一手拿着抄写在“白报坯”上的歌曲，一手拿着教棒。马老师弹得一手好风琴，她那高挑的身材伴着曲调节奏前仰后合，两根辫子一荡一荡的，特别好看。
在慕老师来到我们豆青学校之前，挂在黑板上方的歌谱歌词，都是马老师自己用毛笔抄写在大白纸上的，她的毛笔字我真的瞧不上眼，用我妈妈的话说像蟹脚爬的，要多丑有多丑。突然有一天，大白纸上的毛笔字变了，啧啧，工工整整的唐楷，我一眼就认出来，那准是慕老师写的字。
星期六的傍晚，放学后我跟几个同学留在土操场上打篮球、疯跑，弄得一身都是尘土和热汗，回到家中突然想起书包还挂在篮球架上，又掉头窜回学校。
夜幕已经降临，萤火虫从校园外的稻田里飞进来，在空中划着一道道神秘的曲线。慕老师和马老师正在吃晚饭，两人围着一只木凳有说有笑。我看见慕老师端起一只酒盅递给马老师，马老师摆摆手，但还是接下了，只抿了一小口，嘴里发出哈哈声音，慕老师急忙抓起地上的芭蕉扇，给马老师打凉风。
初二上半学期，平静的校园里吹来一股罡风，墙上出现了大字报，第一个挨批斗的是“老油头”慕老师，他原来就是个右派。我记得马琴老师批得最卖力，她指着慕老师说，你本姓范，改成姓慕，为什么不叫慕中贤，也不叫慕东贤、慕华贤，偏偏叫慕西贤？原来你是从骨子里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生活，“老油头”就是抵赖不了的铁证。
不久，马琴老师调到了公社教改办。
打那以后，慕老师人就变了，上课带着我们规规矩矩地念报纸。头上也过早地出现不该出现的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