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邮筒
绿邮筒，是城西邮电所最光鲜耀目的标志。
邮电所靠着西城门外的护城河边，三间平房瓦舍，粉墙灰瓦，一只立在门外边的绿邮筒，格外显眼。
在这里上班的是一老一少的邮电所职员。现在想来，长者也只有四十开外，少者则非常年轻。
他俩守着一个小小的邮电所，等着每天从环城公路开来的邮车。
一般是上午，邮车一到，等在门外的长者，接过司机从邮车上递过来的一大袋邮件，提着走进邮电所里。
邮车开走后，少有车辆从小公路上开过。偶尔过来的客车没站停靠，一股烟尘地开到东门的终点站。尽管是条下达海口上至广州的国道，其实那时过往的车辆并不多，一天之中的多半时间，小公路上总是空的。
我常来邮电所，可以说是天天来。
那时我在邮电所附近汽车修配厂上班，临时的，学徒。跟着一位外来老师傅，我们几位晚辈称他“胡伯”。胡伯来自开平赤坎侨乡，家族全是华侨，去了美国。
胡伯青年时去过缅甸，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司机。他为什么没去台湾，我们从来不问他这个问题。总之他留在大陆，安家在老家开平赤坎镇。
胡伯修车技术超高，用现时的网络语叫“天花板”。胡伯平时坐在修理厂大门口值班室，没活时总是这样，一壶茶，一只杯，一个人悠闲自得地饮着茶，看天，看进进出出的人。
其实这是他的职业，坐在值班室喝茶也是。只要有车辆进厂修理，开过他面前，一听，他心里就明白这车毛病在哪儿。他吃的就是这门技术，别的师傅修不好，他能修好。
我在他手下，其实不用下车间干活，就帮他开领取配件清单，他说什么，我就写什么，仅此而已。
所以每天我都有时间去西城门外的小邮电所。
去邮电所无外乎做两件事：帮老邮递员分信件，顺便翻翻当天的报纸杂志。不过我还有一个目的，老邮递员不知道，那时我经常给刊物投稿，如《青春》《诗刊》《文学青年》等，遇到有自己的退稿信，跟老邮递员说一声，拿走。
有次遇到邮电所上级来查岗，我正蹲在邮件堆旁帮老邮递员分信件。领导问邮递员：“他是谁？”
老邮递员看我一眼，很尴尬，然后说：“我家侄子，假期他没事做，来这里帮忙。”
领导不再说什么，双手叉腰，走开了。我全身冒汗。
邮电所早撤了，好像那几间平房还在，换了水泥顶。
只是大河沟出水口看不到了。以前一下大雨，大河沟水就往护城河泻，满河床白水泡，伴随着轰鸣响声，向南流去。
老墙
花生地边是堵老墙，石头砌起来的，凹凸不平，每年夏天，总有两个外地人来墙边涂石灰水，用刷子大笔写广告。
写的广告内容都是“何济公”“保济丸”“止咳露”之类。
两个外地人一高一矮。矮的穿圆领短袖白衫，高的穿四个袋灰色唐装，戴深度近视眼镜。矮的涂石灰水，高的写字。字写得真好，和在药店卖的“保济丸”“何济公”外包装上的字一模一样。
间或他俩也歇歇，坐在花生地边，掏出绿色军用水壶喝水。
这边写完了，他俩又骑单车离开，墙边的草地上，洒落一小片石灰水。
这堵老墙是供销社的外墙，在城南西段公路边。农民进城买肥料买农药，都到这里来。供销社大门白天常常是敞开的，夜晚关得严实。
再说远点，长辈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部队兵营。听大人说，那时兵营晚上放电影，外围墙全是人。人叠人，轮番替换着，一个站在另一个肩膀上，看院子里放映的电影。我没经历过，只是听说，想想好像还是挺刺激的事情。
早些年那堵老墙还在，花生地却建起密密麻麻的房子。
尽管物事变迁，岁月更替，那堵老墙，以及一高一矮的两个外地人，始终像木刻画一样，深刻在我的印象里。
城门坎下人家
南城门槛下有处老房子，也不知住过几代人了。
从我懂事起，这家人就住在这里。
坎下的老房子只看得到屋顶，茅舍、屋廓都被树枝绿叶盖过了。
老房子所处的位置，应是当年城门吊桥旁，屋后是护城河，流水长年不断。
乡下有一说：前不种桃，后不种蕉。大概是因为桃花太妖艳，招情仇未了之女鬼，芭蕉太孤清，一阵风雨，其声如泣，也不吉利。
这家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但门前种桃，而且满院子都是桃树。一到春来风暖，满树桃花压也压不下去，都浮现在树冠上。也只能看到树冠，从坎上看下去，除了若隐若现的屋脊，就是桃花。
这家人的脸色都不好，蜡黄，菜青，但个个长相都端正。女的面如满月，男的国字脸，气宇不凡。
尤其这家父子，一站出来，就让人觉得他们不是本地的种。浓眉方脸，目光炯炯有神，就像连环画《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或《水浒传》里的卢俊义那类。
这家人姓黎，黎姓在城南街口外，十户八户人家，靠着天后宫，宫前有口洗脚塘，小时我们叫它“天后宫塘”。前年回老家，进天后宫看了一块碑文，才知此庙宇建于明中期，而且是我张家先人筹资建的。
坎下的这家人里有个老太太，矮小，慈祥，坐在家门外桃树下，身边横一根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