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传至今的大同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建造，从北魏中期起始，曾聚集数万工匠，凿山为壁，夜以继日，创立了这一举世称奇的人间瑰宝。
北魏极盛时，以平城（今大同）为都，北伐南征，横扫北燕，攻陷北凉，征服胡夏，收获河西，尽取关中，扩地千里，一统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百年纷争的血腥局面。在此之后，北魏王朝又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召还流民，整顿吏治，注重教育，尊崇德行，兴利除弊，缓解社会矛盾，使得国力逐步增强。
北魏王朝最大的壮举，就是全面强行实施汉化，尊儒教，行周礼，建太庙，正祀典，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全国上下，一律汉服，举国迁都洛阳后，甚至下令改掉了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大力提倡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即使死后也不准还葬平城。可以说，完全是北魏王朝自己毫不留情地亲手毁灭了自己的落后文化。
今天看来，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而当时的汉文化，也确实是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先进文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你可以暂时毁灭了人们的躯体，断绝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它仍然会顽强地存活并成长在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
延续至今的云冈石窟，一座座沉默的大佛，似乎在静静地守候和展示着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这一切。五胡十六国时，战乱频仍，血流成河，人们只能求助于这些无言的大佛，盼望能逃脱灾难，举家平安。等到国家一统时，世界平和了，人们又在这里纷纷祈祷，企望岁月静好，世世太平。
那时候的大同，和今天的大同已经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
北魏时代的大同，北依方山，东临马铺，西为武州，南靠盆地，地势自西北而东南逐渐降低，位置不高不低，面川而又依山傍水。盆地开阔，水网密布，土地肥饶，杂树交荫。处于广川之上，位于不倾之地，完全符合处国立都的优越条件。云冈石窟兴建于大同西郊，那时候的云冈，“……挖池蓄水，开山引流，灌注园池，凿石切壁，因岩结构，真容巨壮。……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经水若泽。”处处美景，遂使云冈成为北魏时期皇家和黎民重要的礼佛与游乐场所。
但今天的大同，一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二是由于处处蓄水截流，三是受困于云冈四周诸多煤矿的开采，早已是水源枯竭，河流干涸。经年尘土飞扬，风沙遍野，特别是煤矿开采和二氧化硫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酸雨侵蚀，对云冈石窟的维护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仅仅几十年，当初石窟外壁星罗密布的万千石佛，今天已经所见无几。
耿彦波当了大同市长，第一件事就是对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全方位的维护和修复。关闭迁移数十座煤矿，恢复生态，改道云冈石窟上方的运煤公路，封闭云冈四周山岭，截断私自偷观石窟所有的人行通道。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在石窟前沿的山沟和石窟四周的区域蓄水筑池，要把云冈石窟还原为一个洁净而又湿润的区域小气候。
当时单霁翔局长最为担心的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在告状信里面，也不乏一些专家的声音。如果把云冈石窟放置在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必然会对云冈石窟造成更大的侵蚀和破坏。
耿彦波当时带着单霁翔，其实就是一次现场解说，把当年流经云冈这一带的水道和池塘一一指说给局长。
单霁翔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个干巴瘦的市长耿彦波，在维护云冈石窟工程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开工之前的考察和调研工作。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手笔，连冯骥才也说，耿彦波这个举措，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云冈石窟的维护问题。但这一系列举措，也极大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检举揭发和告状信，就有了单霁翔雷霆震怒，严厉批示，连夜赶来调查，就有了省委书记半夜电话，让耿彦波凌晨四点就等在这里的文物事件。
其实这件事最终也就是一个很快就证实了的误打误撞和误判。
耿彦波毫无私心，集思广益，认真调研，货真价实地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耿彦波十分幸运，云冈石窟也同样十分幸运的是，碰到了一个在工作上格外较真，对文物保护举措十分务实从善如流的单霁翔，居然连夜亲自赶到云冈石窟，非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而且对就对，错就是错，有了偏差，立刻予以纠正。如果换作另外一种性情的领导，作一个严厉的批示，也就完事了，至于工程对不对，有没有问题，那就再也不会过问了，这样一来，那耿彦波的这个黑锅可就不知道要背多久了，云冈石窟这个维护工程也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
那天等大家看到他们两个从山头上走下来时，所有的人都有些发懵。他们俩一路比比划划，滔滔不绝，情绪热烈，言谈不休，都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依旧毫无倦意。那模样，就好像两个好朋友，很多年没见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