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看得我两眼发愣，什么叫惺惺惜惺惺，眼前就是。
我猜想当时他们之间肯定有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和交锋，当然也会有各执一词的诉说和辩解。但最终是怎么说服了对方，怎么感染了对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缜密的科学数据，完全证明了当时的举措对云冈石窟的保护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今天想来，不管是任何一方，当年他们的作为，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敬仰。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这是我当副省长不久后，第一次碰到的一件十分头疼，也十分棘手的大事。头疼是因为省委书记深夜亲自打了电话，棘手是这两个人物都是有名的不好对付的人，让我这个一介书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没想到这么一个天大的难题，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就圆满彻底地解决了。
吃午饭时，单霁翔说，“我回去就写报告，如何保护文物，大同就是一个标杆，云冈石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耿彦波一副十分谦虚的样子，“局长指出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指示，我们一定认真改正，认真完成。”
单霁翔对云冈石窟的维护确实非常投入，他当时甚至提出要用杭州西湖的办法，用钢化玻璃做成巨型罩子，就像罩住雷峰塔那样，把云冈石窟也整个罩起来。
这更是一个大手笔。
令人惋惜的是，云冈石窟巨型钢化玻璃罩子的设想还没落实，单霁翔就调到了故宫。也许这正是故宫的幸运，也就几年时间，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单霁翔把故宫里里外外全部翻新，整个修复了一遍。金碧辉煌的故宫，完全像新建的一样。
耿彦波呢，在大同五年，他几乎完全复原了一座大同古城。去年我到大同，晚上游览古城，城墙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一片鼎沸。于今耿彦波已经离开大同十多年了，但那个导游一边给我们解说，一边仍无比自豪地说了无数遍“我们的耿市长”。
单霁翔到云冈石窟的那一年秋天，冯骥才和韩美林也来到了云冈石窟。听到单霁翔和耿彦波的事情，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张平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写出来，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气。
那天他们到了云冈石窟，在景点办事处，两位大家又写又画，劳累了几乎一上午。冯骥才一脸赤诚，画了好几张大画；韩美林挥笔如飞，写了差不多两百幅大字。两个人这么慷慨大方，就一个意思，你耿彦波当市长不易，为了修复文物古迹，处处求人，处处说好话，用我们这些字画，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肯定让你求人办事能更容易一些。
后来一起观摩石窟，冯骥才对着巨佛说，这些文物保住了，文化也就保住了。只要大佛矗立在这里，我们的文化就消亡不了，也没人能消亡得了。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和根脉，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的价值衍变，文化的外延与内涵都在不断地扩展和变化。所有延续至今的强势文化，无一不是不断吸收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果，无一不是不断扬弃自身精华和糟粕的结果，无一不是守正创新，不断进步的结果。
北魏如此，大唐如此，宋明如此，当今时代也一样如此。
近两千年过去了，大佛无言，一直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北魏至今，一代一代的皇亲国戚和大吏要员，人们早已都忘记了。只有大佛，只有文化，仍然经天纬地，力挺八极。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当年的英豪们都老去了，但单霁翔、耿彦波、冯骥才、韩美林这些人物依然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有这些人在，文化就在。有更多这样的人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就会千秋万世，历久弥新。
那一年耿彦波调离大同，大同上万群众上街请愿，希望他们的耿市长能留下来。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慨万分，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口碑也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世界共有的一种特殊文化。
无言的口碑，像巨佛一样，会永远横亘在人们心中。
之后每当听到单霁翔、耿彦波的消息时，我总是止不住就想起了冯骥才那句话，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气。
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更是中国文化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