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诗人们最想从事的职业
李白说，如果生活让他不开心，他就去当一名渔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写下这句诗时，李白离开翰林院已经9年。当他站在谢朓楼之上，感受着徐徐秋风，突然顿悟，在庸俗的名利场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江河湖海之上驾驶一叶扁舟的渔夫，随遇而安，自给自足，虽然物资匮乏，却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
无独有偶，苏轼在《临江仙》中也抒发了类似的心情—“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的一生遭遇过三次贬谪，身在官场，升迁如履薄冰，贬谪痛苦委屈，永远精神紧绷、不由自主，而泛舟江海之上与清风明月为伴才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生。
诗人们对钓鱼爱得深沉，生活受了挫折想改行当渔夫；生活平安无事，也愿意扮一把渔夫。陆游在《蓼花》中写道：“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写这首诗时，陆游在四川担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这个官职十分清闲，他隔三岔五就和朋友们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在四川生活的这10年，可以说是陆游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他所憧憬的退休生活，还是当渔夫，驾着小船从秋天的红蓼中缓缓经过，水清、花艳、风和、日丽，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
对渔夫的羡慕之情，历朝历代的诗人写了太多。元曲大家白朴说：“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在他眼里，随便一个文盲老渔夫，都比贵族强上百倍。李煜在《渔夫词两首》里把渔夫夸到了一个顶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渔夫的智者光环
在诗人们的渲染下，“渔夫”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哪个诗人要是没写过渔夫都不好意思。但，为什么成为文化符号的偏偏是渔夫，而不是樵夫、农夫呢？
中国文学中最早记载渔夫的应该是《楚辞·渔父》。屈原被楚王放逐之后，心如死灰，一路游荡到湖边，遇见一位渔父，与其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一段深刻的对话。“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认为理想不可亵渎，个人操守不能让步，宁可抱着自己的信念葬身鱼腹，也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渔父的观点却正好相反，他认为人不应该和环境对抗，与其孤身一人与全世界为战，不如采取圆滑的处事态度，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屏蔽对自己有害的东西，将自我巧妙地隐藏到环境中。
在这个故事里，屈原是坚贞决绝的殉道者，但他的思想没有超出社会结构之外。而看似居无定所的渔父，却超脱了社会主流的评价体系，用“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来劝说屈原，以一种自然哲学观来处理自我与世界的碰撞。屈原的高贵人格让人敬佩，但渔父和光同尘的豁达态度，对于现实生活更有指导意义。
“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把渔夫的智慧用下里巴人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一遍。在这个传说里，姜子牙以一个白发渔夫的形象出现在磻溪，靠手持直钩钓鱼吸引了周文王的注意。从此，渔夫这个职业就被加上了一层智慧光环，它象征着世外高人的智慧，更是一种成功改变命运的手段。
渔夫生活蕴含的隐士情结
诗人们追求渔夫生活，归根结底是一种隐士情结。中国传统文化里，归隐山林的隐士情结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文化风潮。封建社会讲究三纲五常，长幼有序，生活在其中，人们难免感到压抑，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群体不可避免地对朴实自然的隐士生活产生向往。隐士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结构问题，每到动荡的王朝末年，往往生灵涂炭，归隐山林不仅能解放精神，还能拯救肉身。
与其说诗人们是在羡慕渔夫的生活，不如说他们是以诗咏志，表达对隐士生活的向往。“渔夫”并不是单纯的职业，而是一种精神家园的象征。归隐山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要说古代，就是现代，有了科技力量的加持，务农依然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非做惯重体力劳动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此时，垂钓江渚就成了最佳选择。钓鱼远没有务农难度大、强度高，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船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泛舟江海同时也代表了肉身的最大自由，再配合依山傍水的审美情趣，“渔夫”彻底成为隐士的象征。
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庙堂”和“案牍”形成对比的，是“江湖”和“渔夫”，这代表了文人群体精神上的两种追求，即“建功立业”与“安顿内心”。历史上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只有范蠡，传说他在协助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后，携西施泛舟五湖。范蠡之所以被后世文人津津乐道，正是因为他把儒道精神完美糅合在一起，真正做到进退有度，而这也是中国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人格。
一个标准的“渔夫”必然是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的，但他同时也具备高超的知识水平，他需要与世无争，但也不能完全放弃世俗生活，他游走在出世与入世的边缘地带，进可应召入朝，退可读书立学。虽然诗人们把“渔夫”的生活描绘得浪漫自由，可是“渔夫”的精神内核却带有先天性的矛盾：诗人们的“仕”或“隐”，只不过是官僚体系在君权威压下的一体两面。更多时候，所谓的归隐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是个体尊严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李白在公元753年写下“明朝散发弄扁舟”；两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7年，已经57岁的李白壮心不已，一头卷进永王谋逆案，变成阶下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这种进退两难的悲哀，也是传统文人的集体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