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总是呈线性向前，按照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点，从经济研究的视角来看，历史中曾经反复出现这样的时刻：一方面，社会的运行发展已经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根本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发展走向必然的失败。有学者干脆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说法来对其命名。
历史中的“垃圾时间”是相对而言的，或长或短，或典型或普通，其间还包括社会周期性盛衰转换的相对变化。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之后，意外地促进了中国人自北向南的大迁徙，1100年至1433年，中国是亚洲贸易中最活跃的力量。尤其在宋朝，商业活动的繁荣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盛，泉州成为全亚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景德镇的陶瓷出口为中国制造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但是到明朝开国之后，马可·波罗所见到的中国自宋至元繁荣的国际贸易消失了。
1405年至1433年，在永乐皇帝的亲自授意下，中国庞大的海军纵队曾经有过7次浩浩荡荡的“西洋”航行。
专为远洋航行设计的宝船不仅技艺精妙，光是船体就比航海家达·伽马使用过的船大5倍。宝船远航下西洋，并非为了开展自由贸易，更没有开辟殖民地的念想。永乐帝的想法很纯粹，就是要宣扬国威。7次远航加上重修大运河，最终导致国家只能狂印钞票，随即引发通货膨胀，最后竟导致纸币在私人经济中消失，白银成了老百姓交易和纳税的主要货币。
如果不幸生活在这样的“垃圾时间”里，你该怎么办？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的“垃圾时间”，都有其相对性。每一个个体面对“垃圾时间”，既要承受外部环境的挤压或倾覆，还要应对种种不同的个人际遇。
宋朝的文明昌盛有目共睹，但对苏轼这样的个体来说，“予生也晚”。与宋仁宗庆历新政时期长期的太平景象和宽厚的政治氛围不同，锋芒毕露又思想单纯的苏轼显得有点生不逢时。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短短几十年，政治空间风云突变。神宗皇帝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权，就任后不久就将韩琦、欧阳修等人老臣悉数贬谪外地，倚重王安石等，重塑新的政治核心。熙宁三年（1070年），党争中的当权派旗手王安石以莫须有的罪名，出手打击反对派领袖苏轼，后者要么自我放逐，要么被一贬再贬，一生都在党争旋涡中挣扎。
与其他青年才俊不同，苏轼对历史的“垃圾时间”进行了巧妙的转化，成功将其转化为“逍遥时间”。46岁的苏轼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黄州最失意最艰难的时期，写就两篇千古佳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尚有清风明月可共赏余欢，到了《后赤壁赋》的那个深秋的良夜，只剩下“飞鸣而过”的“孤鹤”，游荡于无尽的悲凉和无边的旷达。
苏轼应对“垃圾时间”的方法有三。其一，重修生存法则。在黄州，生活窘迫，官费少得可怜。苏轼“痛自节俭”，每月初取官费定额，绝不超支。节流之外，苏轼更重开源，躬耕东坡之上，补贴酒钱，辅以待客。
其二，更新快乐法则。于黄州焖烧猪肉，于惠州炙烤羊蝎，于儋州淡煮海蛎。苏轼知道美食可以改变心情，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每一份“小确幸”，就是给快乐赋予新色彩。
其三，寓物而不留意于物，超越庸常，澡雪精神，善养浩然之气。远贬海南后，晚年的苏轼开始模仿陶渊明的诗歌进行创作，同时专心研究《易经》，播种希望，传之后人。终其一生，苏轼把“垃圾时间”里个人际遇的惊天骇浪，转化成日常生活美学化之后的心底微澜。
回望身处历史“垃圾时间”里的才俊豪杰，出生于明朝中期那个黑暗时段的唐寅最令人关切。1494年，24岁的唐寅遭遇家庭变故，父母、妻儿相继离世。5年后，29岁的他进京参加会试，却因交友不慎牵涉轰动朝野的徐经科场案而下狱，后又被罢黜为吏，终生以卖字画为生，寄迹风流遣余生，54岁潦倒而终。
唐寅最令人喟叹的一段时间是在1514年秋天，44岁的他生活无着，应宁王朱宸濠之邀，远赴南昌充当幕僚。很快，唐寅发现宁府系狼穴危巢，朱宸濠早有反叛之图谋。唐寅用尽浑身解数，装疯卖傻数月，方被宁王放还，由此免于杀身之祸。“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庵”里的唐寅，只能以半生癫狂、半点痴情和半杯残酒，来回应“垃圾时间”里的无奈和荒诞。
在人类集体组成的生命长河中，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显得格外短暂而无常，所以，要尽量活得精彩一些。生则日勤，死则永息；“大闹一场，悄然而去”（金庸先生语）。凡此种种，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