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时代的每个阶段仿佛有着不同的色调。而在这三个不同时期，我唯一“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逃学。即便是在管束最严的高中时期，我也坚持每月必逃一次学，哪怕只能逃半天。当忍耐已到极限，我就必须从牢笼里挣脱出去随便到哪里透透气。
我为逃学付出了些许代价，例如，小时候常被叫进老师办公室，站在班主任的办公桌前，交代“为什么逃学”“逃学时去了哪里、在干什么”等问题。那时候，我梳着两条很长的麻花辫，看起来很听话。当我站在办公室里受罚时，其他老师会好奇地看着我，因为仅从我的样子看，他们大概觉得我不像个“惯犯”。慢慢地，他们会熟悉我，当我下次走进去的时候，会看看我，笑一笑。
上了高中后，我已经深知“坦白从宽”的道理，每次逃学后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到班主任办公室去“交代”。我去找老师解释，态度总是很好，会很虚心地听取劝诫，但也只是听着，所有的责备对我来说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而且我从不和老师发生争执，也极少失礼，因为在我看来，折磨一位教师是找错了对象。
渐渐地，他们会了解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很合作，在某些方面却从不合作；我也会让他们明白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逃学对我来说等于放风，不仅不会影响学习，反而对学习大有好处。当我逃学两天重返教室后，我那已生了锈的脑子又重新转动了，我的思维又活跃了，整个人又有了活力和精神，连脸色都变得好看了。
在学习方面，我也尽量不让老师失望。我们双方在无声地谈条件，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我不会选择当个坏学生，在我看来，自毁前途的对抗，与其说出自反叛精神，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尚不清楚的愚蠢。
二、
如果不算上我“在屋顶上散步”的幼儿园时期的逃学，我第一次有预谋的逃学是在小学二年级。它是历时最久、最令我乐不思蜀的逃学，在逃学将近一星期后，几乎忘记了还要上学。
前四天，家里没人发现我逃学。因为我总是在早上背着书包出门，下午和别的小学生一起往家走。唯有被发现的这天下午（星期五），我没有出门。我已经在外连续闲逛了四天半，走遍了县城的街角巷尾，看了各种新鲜，想在家休息一下午，结果恰逢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发现我一个星期没去上课，以为我生病，特地过来看看我。
忠厚的父母亲多仁慈啊，他们有些惊愕，却说我这几天确实有点肚子疼。我感激父母的仁慈，因为我知道有的父母会怎样把小孩当众拖来拖去地教训，会怎样把小孩子犯错后受的虐待和屈辱看成成才的法宝。他们并没有“公审”我，更没有惩罚我，我躲在被子里，直到吃晚饭的时间。
我还需要别的惩罚吗？我当时在床上躺着，自己“审判”着自己。我幼小的自尊心受到最可怕的折磨，担心从此家人就把我看成爱骗人、满口谎话的小孩，可是，要知道除了逃学，我其他方面都算非常诚实；我又害怕父母对我失望，认定我只会变成一个不成材的人……悔恨的眼泪把被头弄湿了一大片，我在黑漆漆的被窝里暗自下决心，并非下决心不再逃学，而是下决心“赎罪”——在下次的考试里考双百！
此后，我仍然逃学，但是再也没有如此长的逃学纪录。我模模糊糊地感觉有这么一个边界，是老师和家长都可以容忍的，但一旦我越了界，连原本被容忍的也会变成决绝的禁忌。所以，我通常逃一天，最多逃两天，或者在学校举行运动会或演讲比赛、要求所有学生到场观看的时候，偷偷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