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尖子”学生，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础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细筹谋的利己主义；二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仅存在认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种疏离感，他们似乎都是世界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得响入云霄），但其实不想也不能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孤立的个人，这样的失根无根的状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痛苦，但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社会会使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他们正在被这个体制培养为接班人。
为谋利可以听命一切。培养并输送这样的接班人，是正在贯彻的国家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之极端的伪精英教育的目标所在。完成这样的国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进一步还能够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而我们所能做的，依然是绝望地反抗。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
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传统，关于我对北大学子的期待，都是一些胡思乱想，也很不合时宜，有些话可能会犯禁，同学们也未必同意，但都是我的心里话，已经憋了很久了，说出来，也就是“立此存照”。讲完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争议的人物。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从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开始，我不断地发出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批判的声音，原因也是我太爱北大，爱之愈深，也就骂得愈厉害。其实，我的批判或骂，就是我最后这几次课所讲的内容，不过是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想法而已。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但无可讳言，这些年我对北大越来越失望。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在北大生存了。我大概是该走的时候了。
这些年，我和许多北大以外的青年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它；但我又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经济的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乡，连梦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险了。当意识到北大的表现使这么多年轻人失望，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失望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们辜负了民族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的期望！
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
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
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
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着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
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
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
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
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