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想，夏日里除了蝉声，其实村庄里是安静的。那时候，没有车来，因为还没有什么路。村里如果来了担担子的货郎，都能引起一片沸腾。小孩子们一定会围过去，扒在他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百宝柜的玻璃上看，看大人选购针头线脑。一个孩童围观商业活动，受购买力缺乏煎熬的滋味是不好受的，那个年月，“买不起”几个字永远在耳边回荡。有时候可以用破铜烂铁、牙膏皮、长发辫之类的东西换，可平时没有积攒的话临时又找不来什么东西，所以只能干看着。村里留长辫子的大姑娘都会被别人羡慕地认为是在储蓄。便宜的东西也有，就像糖豆，一分钱七个，彩色的。
走村串巷的剃头匠，依次在某一户家中吃饭，算作劳务。若是没吃，给点什么也行。手艺在那时候还不叫生意，只是为了生活在“换”,没有“赚”,本分至极。
跑去村头西望落阳晚霞，美得有些哀愁。我每天都掰着指头计算暑假结束的时间，谨慎期待每一个未曾谋面的美丽明天。
夜空的流云拂过星斗，月亮在航行。太阳和月亮对日子的重要性，得在农村生活才能体会得更深。开晚饭的时间挺早，同时听收音机里的长篇评书，之后活动就因为没有电而大受限制了。油灯或蜡烛不会一直点着的，那样太浪费，可是走在漆黑的屋里摸索着找东西的滋味不好受，那种感觉现在的小孩很难体会。
打麦场是不变的夜之欢场，我们在那儿交换鬼故事、童谣，辨识着星宿的位置，猜想着哪一颗是天边的另一个自己，等着不请自来的睡意。
偶尔传来有别的村放露天电影的消息，这需要有得到消息的人报信才行。有时候，大队人马赶过去才发现并没有电影，又在夜色里悻悻而归。如果消息准确，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村边的某块空地上，黑压压的人群仰望着闪烁的银幕，那情景就是大地上最超现实的存在。每当电影散场时，外围的沟坎上还伏着一排睡着的小孩子，需要家人边呼喊边翻看辨认，驮走。小孩子继续一路睡回去，醒来还会问大人：“后来他们打起来没有？怎么不叫醒我！”
夏日接秋，看着村里许多果树从果子红熟到光秃，已经有树叶开始随风落下，我的心情也为之黯然。我知道，要开学了，我要走了。
喜乐是有尽头的，得开始计算暑假还剩四天、三天……直到要离开的当天早上，堂弟们坐在爷爷家的门槛上，看我们收拾行李，去坐他们还没有见到过的火车。他们穿着长袖衣服来，纽扣总是扣得不齐，衣服也不干净，好像去年穿完收起来时就没有洗。
“等着我，明年再来。”这般孩童的豪言壮语，每年都在用。我知道这是一句临别时客套的废话，他们肯定等我，我也必定再来。
可是，终于在某一年，他们没有在原地等我，我也没有再来。我出去闯世界，他们也开始出门打工。
我们明摆着是看到田园牧歌的最后一代人。
印象中我都快上中学的时候，老家的村里才通上电，才有用电的磨坊出现。因为这一点，村里的马拉石磨立即退出了历史。手扶拖拉机、小四轮等出现后，骡子、马就不见了，那个从古代来的木头大车也消失无踪。草房逐渐被瓦房代替，还陆续出现了两三层的小楼。似乎就是从我没再回来开始，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浪潮中被卷入太深，无力回望，才导致我回乡的旅程一拖再拖。浪涛势头正劲，还在拍打、冲击、淹没。多少年来，总觉得自己在观察众生，现在该观察族人、家人了，故乡不再是我童年时猎奇的场地，而是问题的载体。
有书上说，乡村是世界的根、人类的童年和老年。一个人的枝叶蔓延源自可颂的土地，我似乎也只是吸收、索取，从未归还过什么。
那是最好的童年，无以复加。它有不需要证明的强大。还好我有个故乡，还好有一些旅程，去游历，去跋涉，带着热情与好奇。我想这都源于记忆，其来有自，无远弗届。
加缪说得极是：“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安放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长皱了的小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