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独自坐火车去北京上学，离家一千四百多公里。为了节省开支，我以睡不惯软床为由，让父母买硬卧。我天真以为，火车软硬卧的区别在于床垫的软硬，后来才发现两者的本质区别，仅在于脚臭味的浓度。
高中毕业那年还没满十七，但已经下定决心做一个成熟的男人了。在火车发动前两天，有意跟我妈吵了一架，嫌她菜做的太咸，扒拉两口就放筷子走人。差点把我妈气哭，她讲，“翅膀硬了，你想走就自己走吧，最好离远点，眼不见心不烦。”我说，“你讲不讲人权？能不能给我自由？我自己去北京，不需要你们跟着。”其实我心里的算盘是：如果他们要陪我去北京，车票加上食宿，怎么的也得两三千，对我们家来说又不是一笔小钱，索性跟他们闹掰，能省则省。
我妈是小学教师，一个月挣两千多，每天骑个小电动车往学校跑，大冬天得戴摩托手套，拿围巾把头缠起来，在雪里面飞驰，远看以为一团棉被在飞。挣钱不易这四个字，我三岁就懂。吵完架之后跟我妈冷战，拖着箱子出门的时候，我妈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看电视，吃水果。我说走了，她说头晕不想出门，不送了。
一个人到车站，上网搜了一下得知坐火车要先取票。遂取票，安检，上车，发车，然后看着火车发动，车站该告别的人告别，该拥抱的人拥抱，我看着窗外景色倒退，面无表情。
打开书包找水喝，发现里面装着整整一袋儿剥好的柚子，吃着吃着鼻子就酸了，那是我吃过最苦的柚子。
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选硬座，不是因为喜欢坐硬的，而是因为便宜。我时常告诉自己，长途硬座并不可耻，中国还有十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五亿人没用过马桶，并非卧铺太贵，而是我主动体验生活艰苦。中国学生从小就在教室修炼打坐，硬座简直就是专门为学生设计的，通常坐硬座的学生党都会被购票系统安排到同一个车厢，然后大家就可以组织牌局，开始概不负责地吹牛逼了，等到第二年坐硬座的时候，我都会随身带一副扑克。对面坐着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北理工哲学系，一个是人大物理系，一落座我们就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撞书”了，一人手捧一本村上春树，本来装逼就是为了彰显特立独行，这下就尴尬了，书名叫《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随后三位文青开始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最后旁边老大爷听不下去了，自称祖上三代以内就有皇亲国戚，开始给我们讲述国家领导人各种秘闻，带领我们跟中南海来了一次负距离接触，最后以两个亿的投资项目收尾，听的我们这帮小年轻目瞪口呆的——感慨从北方开来的火车硬座，是仅次于北京出租车副座的地方，中国最牛逼的富豪都在私人飞机上，卧虎藏龙的都在硬座车厢里，而软卧里的都是在大城市苦苦挣扎的都市小白领。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因为没钱所以坐硬座。
有一位偶遇的湖南老乡，一名手戴绿玛瑙的贵妇就对我说，“要不是抢不到票，早就坐高铁了，这鬼车连卧铺都抢不到，只能将就着坐硬座了。”结果到了半夜列车员过来问“有卧铺了，有谁要补卧铺票吗？”声音洪亮无比，但大家都装作睡着了，没有人肯花钱补票换座，贵妇的老公问她要不要换卧铺，她不耐烦地扭头把头埋进丈夫怀里说，迷迷糊糊说，还有四小时就到了，换什么换，钱不是钱啊？
还碰到过一个新疆大学生，长期坐30小时以上的硬座，有大量的心得，他告诉我，去新疆就要坐火车去才能享受沿途美景，要买无座票，上车前买一箱瓶装豆奶，可以坐屁股底下当凳子，还能喝，喝完塞回去继续当凳子，车到了，奶也喝完了——就是屁股会跟拔了火罐一样。
我已经学会了感激生活，随喜赞叹，我庆幸有硬座能坐，因为比硬座更惨的是无座。在无座硬座春运火车上，我碰到邵阳的老刘。老刘56岁，在广州打工，用的手机还是是翻盖机，因为不会上网抢票，年年都坐硬座。老刘蜷缩在过道的时候经常会被过路的人踩到，“有坏的，会故意踹你一脚，或者把汤撒到你的腿上。”老刘向我抱怨，然后话锋一转，“但早就习惯了，以前苦多啦，那时候大家都睡在座位底下。”
老刘跟我相谈甚欢，我觉得跟他们聊天特别有意思。虽然他们没钱没势，穷到要命，但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我能发自内心感觉到，老刘是一个实在人，然后在中途下车的时候，老刘顺走了我的钱包。
在此之前两小时，老刘还递给我一根“红塔山”说，年轻人在外要留个心眼，提防小偷。
老刘给我上了一课，我对他感激不尽。
我在硬座上看着车外的风景倒退，想起第一次坐火车去往北京的路上一夜无眠的情景，把头靠在车窗上会有轻微脑震荡的感觉，非常不爽。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叫《火车叨位去》，意思是火车到哪儿去，周杰伦用闽南话说，铁轨为什么这么直，火车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一进隧道天就要黑？我想我也不知道这趟硬座要叨位去，只是年关将至，想到离家越来越近，心里就越来越有点紧张的感觉。我不再和邻座攀谈，只看见春运疲倦的人们神色各异的脸，却看不清殊途同归的心。
车又要开了，祝你回家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