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冬天，是十年前，班上一个清纯干净的女同学穿着白色呢外套，黑色呢半裙，戴着一方红色围巾，梳着很清爽的马尾辫，走进了教室。那时我对穿着打扮并没有什么心得，也还不晓得穿着、仪态、外貌对女性而言乃是无形的性别“优势”，所以对女同学的打扮也仅仅停留在“哇，还挺好看”的层面，并不觉得有任何特别之处。直到上课铃响，教授新闻传媒知识的年轻老师踏进教室，他的圆方脸扫了一眼坐姿各样的同学，眼里突然聚了光，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道：“冬天围个红色围巾，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因着年轻，他似乎感到直接夸赞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女同学，这种举动有些冒失，于是，他的言语之间掩藏不住尴尬、无措和看见美好事物的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再也想不起他所教授的那些知识，但是对于红色围巾的添彩作用，细节之处的重要性，却牢牢记在了心里。而我也再没跟那个女同学联系过，但脑海中，那个红色围巾，像一朵火红的花，一直燃烧了我整个青春。想来，可能那个女同学的干净、清爽形象，寄寓了我对自身形象的期待，也可能红色围巾的热烈，无意之中连结了我无处安放的青春激情。毕竟，那时的我既不懂拾掇自己，也鲜少跟人交流，心中的任何想法，对生命的任何体悟，我都存放于心。
后来看《辛德勒的名单》，就觉得那个女同学的红围巾，类似电影中那个天真地游荡在排队等待被屠杀的人群、身穿鲜红裙子的犹太小女孩，黑白色调中的鲜红一抹，暗示着小女孩乃是屠杀悲剧的关键人物。我也因着看这部电影，对红色的物品产生了矛盾的感觉。红色亮眼，让人记忆深刻，却也让人想起流血、流亡之类的字眼。哲学家加斯东致力于探索来源于物质的诗性想像力世界，写过关于水、火等物质的分析，可惜没对颜色发表过什么看法。
再后来我到南方求学，冬天温度大致在十度到二十度之间徘徊，对于围巾的需求也并不是很大。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法式复古店买过一条灰色围巾，上面点缀酒红与粉红色的星星，雅致实用，陪我度过了好几个冬天。而再次唤起我对于围巾的回忆的，是在另一个不太冷的冬天。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风尘仆仆的，那日天气相当晴朗，朋友穿着件灰色呢外套，肩背黑色包包，颈上围着条黑色围巾，干练干净的模样不知不觉中弥补了久不联系而产生的生疏。一开口，知晓彼此都没变，于是就有一种因放松而产生的坦然与轻松。话也慢慢多起来，话语的河流逐渐交织，像那条粗线麻花的黑色围巾，疏落的、又结实地，温暖了各自的心。现在想来，也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谈话内容早已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发生模糊，记忆发生断裂，甚至有诸多空白之处，但是那条黑色围巾，仿佛古代镇守大门的门神一样，牢牢地镇守在记忆的深处。
或许，那些围巾们：红色流苏围巾、灰色缀星星围巾、粗线麻花黑围巾，都是我年少时期最别致的朋友们，它们不时提醒着我关于成长、领悟与信念的回忆，提醒我关于青春的情感激流的平凡故事。我鲜少记起，却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