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好像人人都是自由散漫的，可一到快放秋假的时候，镇上就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气息，大人无心工作，孩子不想上学，女老师们一边上课一边缝下地干活儿穿的套袖和套裤。我妈也不咋忙了，礼拜天休息在家，从早到晚地干活儿，把所有衣服都浆洗了一遍，把被褥、炕席、门帘也全都拆洗了，还跟扈大娘一起，支起一口大地锅，腌了几百斤秋菜。
我妈在家，我就像老鼠见了猫，走路都溜着边儿。我爸可高兴了，他说，犯罪分子也要回家收地的。是啊，犯罪分子也要回家收地，所以我妈才有空顾顾家。我妈是镇法院的法官，一年到头顶着国徽，走村串乡去断案，把家当成招待所。
我姥家是这大山沟子里的坐地户，跟周围好几个乡镇、好几座山头里的人家都沾亲带故。我姥爷是闯关东来的，是乡里少有的读书人，年轻时候，在大队上当会计。我姥和姥爷生了仨男仨女，只有我老舅还在老家种地，其余五个儿女，都在镇里、县里、市里吃公粮了，可一放秋假，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得回乡里老家收地。青山镇上，几乎家家户户是这样。
放秋假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我能回我姥家了。
我姥家在桃源乡。从青山镇去桃源乡，要么搭矿上的卡车，翻山越岭蹚大河，到大队下车，喊我老舅赶着牛车来接；要么直接爬山，沿着猎人和采山人走出来的小道，翻过两座大岭。
要是搭卡车，我妈就护着我，站在车斗的最前头，抓着护栏。卡车沿着盘山路疾驰，两侧山崖上树木的枝丫夹杂着山野的气息，直往人脑门上扑，那是植物和动物混杂的味道，就像松树尖尖里藏着的松塔和山涧边跃过的哈什蟆。
要是爬山，天没亮就得出发，我爸会揣上煮鸡蛋，冲一壶白糖水，傍中午时爬到岭头上，我们仨就找块儿大石头，坐下来休息，一人吃一个煮鸡蛋，喝几口白糖水，然后接着翻山，到我姥家，正好赶趟儿吃晚饭。
到了我姥家，我才不吃饭呢。我妈是老丫，我是老丫生的老丫，全家都惯着我，我姥攒了数不尽的好吃的给我，我一去，我姥就把挂在房梁上的大竹篓子够下来，里面塞满了爆米花、江米条、芝麻糖、套扣子……我爸跟我的舅舅姨夫们一起喝酒，喝多了，又要说起当年扔手表的故事。我大舅说，小关，你净欺负我老妹妹心软，就应该让你扔，镇上那条河，河底全是淤泥金沙，手表根本摔不坏，你扔完我就上河套里捡，捡回来给你大嫂戴。
秋假末尾抢收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得下地干活儿。老爷们儿走在最前面，一人一垄地，举着大镰刀，把一人多高的苞米秆子齐根砍断。女人们把倒伏的苞米秆子每隔一米多拢成一捆。我跟表哥表姐们跟在最后，把苞米棒子掰下来，扔到牛车上去。一车满了，我老舅就赶着牛车运回家。
每次回家，我老舅都喊我陪他。我爬上牛车，仰躺在硬实饱满的苞米棒子上，随着老牛晃晃悠悠的节奏，看着透蓝的天空，数着南飞的大雁。路过邻居家种了向日葵的自留地，我老舅就下地去掰一个最大的向日葵盘子给我，让我抱着，抠瓜子儿吃。
秋假里还用夏令时，白天太阳热辣辣地晒，早晚又有些凉。中午停工休息时，我妈就领我去采山，我俩换上老舅和表哥的套裤，挽个大筐，往我姥家的后山上爬。
我姥家周围这些山，我妈从小光着脚丫子爬到大，上了山，她就像到了家，上了炕。这时节，山里的一切都熟透了，树叶一层一层落下，给林间铺上了厚厚的毯。正午的阳光透过密林，变成丝丝金线。鼻腔中充满浆果的甜、坚果的香、菌菇的土、树木的醇和动物的腥气。耳边只有树尖上偶尔的鸟鸣和远处树林被动物或山风激起的沙沙声。
我妈是这深山老林里长大的野丫头，既天真又世故。她说，有一年开春，突然下了一整夜大雪，天亮以后，她听见山里隐隐有婴儿的哭声，循声找去，看见一个雪人，就跟我爸一起抬回家，放在一个大木盆里，屋里热，雪化了，盆里头一个小娃娃，就是我。她说，人这一辈子，就是各自下雪，有人落在树梢上、有人落在烂泥里，有人轰轰烈烈、有人悄悄摸摸，都是命。
我妈教我挖人参，要到最深最密的林子里，在低矮阴湿的灌木杂草丛底下耐心地找寻。人参的茎细细弱弱的，最上头裂开成五片长长的叶子，像孩子的手掌，土里藏着粗壮的根须。她说，要是遇上六片、七片、八片叶的人参，就是成精了，挖出来得赶紧系上一根红绳，捂住了，藏好了，不然，这成精的人参会逃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