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雪，白了北广场。零下七度的倒春寒，阻止了暖气流的北上，王挺玉以最大的坚韧，站在风雪里，他想把自己站成一具雕塑。
出生于1950 年代中期的王挺玉，几十年来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文学梦。他是村里唯一一个老牌高中生，能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是村里公认的文化人。
王挺玉生活的村子叫“果园村”，人们普遍以种植苹果为生，他父亲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果农，曾经经营着二十多亩苹果园。果园在一个山丘上，坡路有些陡峭，离家有两公里地。作为果农的父亲一年四季生活在二十四节气里：立春，给果树打药上肥；谷雨，点花粉；小满，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秋意浓，庆丰收，又是一年好“丰”景，大面积成熟的红苹果，又不知销往何处，他心头满是忧虑，常常蹲坐在果树下暗自神伤。
王挺玉刻意让自己不再走父亲那条老路，他不想让“太阳历”驱赶他一生，更不愿踏进泥里吃“土里刨食之苦”，于是，他很早就抛弃了土地，将大把时间都用在文学上，终日将自己关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坐在靠窗的书桌前，铺开纸张，勤奋写作，并立志要将自己写成一名作家。
这一切是在他看了一些名利双收的大神们的作品之后所产生的冲动，在他眼里，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写出的作品不过尔尔，他认为自己也能写，很多东西都可以手到擒来，便一心一意专注于文学写作中去了。
王挺玉的确勤奋，他在创作路上苦苦历练，夜以继日地写，冬天也不生火，将身子裹在被子里写；屋子杂乱无章，他也不去打扫。在那个文字依靠手写为主的年代，王挺玉将写出的“作品”装在麻袋里，放于床下。
随着父母双双离世，王挺玉的生活一天天捉襟见肘起来，而成为作家的梦想从不曾泯灭。他背着一大袋文稿四处求人指点，又三天两头去当地报社请求编辑们为其发表，屡遭拒绝，处处碰壁，而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依然在寻梦的路上奔走。
床底下装着文稿的麻袋由一袋变成两袋，再变成七八袋的时候，王挺玉已步入花甲之年，他彻底将自己写成了一名响当当的“贫困户”，一个无房无妻、无儿女的“三无人士”。
六十开外的王挺玉极不情愿地搬离了破旧不堪的老宅，住进了移民搬迁安置房，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
他住的安置房有一面窗户，与镇政府后面的北广场遥遥相对，每到傍晚，大姐大妈们齐聚于此，在歌曲与舞曲中翩翩起舞，领舞的那个气质大姐舞姿欢快，步态轻盈，身姿优雅，女人味十足，王挺玉在黑暗处目光如炬，一边欣赏，一边心儿忒忒，想入非非，他生平第一次为女人心动，诗兴便随之而起，一首又一首情诗在音乐与女人的舞步中鼓荡而出。
一段时间之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狂热，终于下定决心，鼓起了向那位大姐表露心迹的勇气，每天早上不等天亮，他便蹑手蹑脚地将写有情诗的纸片偷偷塞进大姐的门缝。
他每日一首诗，从不间断，终于在某一天的早上，他正将纸片往大姐的门缝里塞时，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门口突然伸出一只手，一个耳光像氩弧焊机的光，重重扇在王挺玉脸上，他惊得一跳，捂着脸转身往楼下跑，刚跑下两个台阶，屁股上又狠狠地挨了一脚。他自觉理亏，也不敢吱声，做贼似的偷偷溜到楼梯口，不料恰好与几个早起晨练的女人撞了个满怀。以为楼上遭了贼，一个女人扯着嗓子叫了起来。几个女人惊恐地看他，即刻又将他团团围住，有人拽住他的胳臂仔细辨认，幽深的灯光见证了无法藏匿的王挺玉。
王挺玉这回才真正感到了失落的苦痛，但他即刻又转败为胜了。他为自己解围，说，诗人注定多情，内心必须要有一个或真实、或虚幻、或半真半虚的爱恋对象，那样才能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冲动与灵感。
回到家里，透过窗外望向广场的方向，他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脸上打了个嘴巴，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又重新回到被窝，酣然地沉睡了。
王挺玉被揍，这一“新闻”当天便传遍了整个小区，继而又传到了整个镇子，他的脑袋上被冠了个“偷情诗人”的名号。不过，多数人不认可这种叫法，觉得对王挺玉不公平，人家只是有那种想法，并没有整出什么“业绩”，再说，用情诗表达爱情多么文雅，农村人有几个能做得出来，不如叫他个“门缝诗人”吧，这个名字适中，符合王挺玉的身份。
从此，大家都不再叫他王挺玉，而叫他“门缝诗人”了。
我是在驻村扶贫时专程拜访王挺玉的，那天下着鹅毛雪，他刚从北广场回来，脸冻得通红，听说，他每天都要去北广场站上一会儿，有时站得很久。他面色黝黑，又瘦又矮，一定是挨了不少的饿，走路时一条腿有点瘸，说话也有点结巴。他说他腿上没力气，但心里有力量，那是他常年写诗积攒出来的。
翻阅他装在麻袋里的诗，有一些还写得颇有意境，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他找到可供发表的途径，只能在言语上给他些许的赞美与安慰。这里随手摘抄一首，作为对他的敬意。
窗内
有一盆火
窗外
有一场雪
我站在窗边
烤火
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