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土地

一、

天气晴好,艳阳高照,一家一家的大铁门却关闭着,像一张张冷漠的脸,给人以排外的感觉,它们仿佛在说:没人、没人、没人!

我心急如焚,巴不得赶快找到包地的人选。

我这次回农村家中,是专门接老父亲去周城治病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独自在老宅院生活,我曾多次要接父亲去周城,过城里人的生活,父亲都以撂不下地为由拒绝了。我就一次一次放弃了接他去城里的念头。可这次不同,他的心脏病复发了。另外,地里的麦子收割了,且已晒干入囤,农事告一段落,父亲也可以放心地离开了。之前,我打电话咨询了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的同学,同学说,像我父亲这种病,不能大意,要赶快入院接受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父亲问,那地咋办?

我心里赌气说,一辈子就活在你那二亩地中,也不想想人重要还是地重要?但我把这样的话咽到了肚子里,怕伤了父亲的心。我知道,父亲也不单单是留恋那二亩地,每年打的麦子,我们家两年也吃不了,父亲是在通过辛勤的劳作寻找精神寄托和乐趣。像许多经历过饥饿年代的农民一样,父亲有着浓重的土地情结,换句话说,父亲对土地的感情已溶入血脉之中。

我开玩笑说,地又不能带着走,不管它了。父亲转过头,瞪了我一眼说:那不行,那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把地撂荒造孽,是要遭雷劈的。我说,那就让别人种吧。我明白,父亲这次去周城得住院治疗,一天两天是回不了家的,更别说种地的事了。显然,把地转包出去才是权宜之计。父亲说,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地是当年分的责任田。记得分田到户的那年,父亲曾把我们全家召集在一块儿,专门开了个家庭会,会上,他先讲了分田到户的种种好处,说你们知道分田到户意味着啥?也就是说,以后种地自己可以当家做主,再不用听队长的瞎指挥,想咋种咋种,想种啥种啥了。所谓责任田,就是说,分到地的人要有责任,种好它。父亲点了锅烟说,台子上的人是唱戏的,农民就是种地的。都放勤快些,天亏人,地不会亏人,把地种好,咱们就不会饿肚子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家的好日子就来啦!打那以后,父母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土地里,精耕细作,农忙的时候,就连年迈的爷爷奶奶,年幼的姐姐和我也支援生产一线,抢收抢种,我们家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有了余粮。后来,爷爷奶奶去世,姐姐出嫁,我上大学当了城里人,我们的地没有了,自然就没责任了。再后来,母亲去世,也没种地的责任了。种地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年迈体弱的父亲肩上。我和姐姐曾劝父亲不要种地了,父亲不为所动,仍然收了麦子种玉米,收了玉米种麦子,坚持耕作他的那二亩地,任谁怎么劝也无济于事,像中了邪似的。再劝,父亲就会激昂地说,我要尽到责任,咋也不能把地撂荒!我们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执拗的父亲,便只好由他去了。

本来,可以让家在邻村的姐姐把地照管着,姐姐和姐夫为多挣钱给儿子在城里买房,在南方拼命打工,连自家地都转包出去,顾及不上了。

妻子说,恐怕没人包地了。

我说,咱家地在公路边,能浇上水,是块好地,只要播种就会有好收成,咋能没人种?

父亲嘱咐我,最好找个诚实人,地不能受虐待。

我在偌大的村子转了两圈,东瞅西望,也就只发现两三个人。碰见一个人,我就问对方是否愿意包地?好像触及到了敏感的话题上,他们都摇摇头。我心里发凉:如今人不像从前,争先恐后承包地了,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向土地告别了。

村子沉寂如死。我站在十字路口,一只狗在树荫下吐着猩红的舌头,哈喇子挂在嘴角,一副慵懒的样子。环顾四周,一家比一家的楼房高,一家比一家的楼房漂亮,就是没有一个人影,就连头顶杨树上的大喇叭也哑了声。我有了茫然无助的感觉,真想通过大喇叭对着整个村子喊,我家的地不种了,一分钱不要,谁家愿意种,快举手报名,快举手报名!

二、

一家门楼子下面有人说话,我上前去,发现是我熟悉的几位老人在拉家常,他们满脸疲惫,兴致欲浓。我给胡子花白的王大伯和光头的李大伯递上香烟,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唤着我的名字,问我媳妇和儿子回来了吗?夸我是个孝子,没忘了家中还有个老爹,十天半月知道回村看看,不像有些人进了城,就把爹娘忘了。后来,王大伯说到今年的收成上,我便借机说了欲把父亲名下二亩地转包出去的想法。

王大伯诧异地问:你爹恁爱种地,为啥不种了?

李大伯也感到吃惊:你爹说他身体好呀,咋舍得撂下地?

我说父亲身体不舒服,要接他去城里医院检查检查。

王大伯叹息了一声,给他说,让他去城里享清福,倔怂就是不听。

李大伯说,有病抓紧治疗,不敢耽搁。又说:我们是没办法种地哩,你爹有你这样的儿子,又不缺钱花,种啥地。

提到种地的事上,老人们的话多起来,说年轻人都进城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干不动了。有的人家只种一料麦子,地里杂草长得比麦子还高,有人把地撂荒了。

王大伯吸了一口烟,感叹道:村里多几个王爱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