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十三年（1748），桐城张廷玉这位毕生精明、谨慎低调的两朝元老，已经七十七岁了，正所谓风烛残年。
张廷玉致仕一事，本已尘埃落定，不意风飙突变，刹那间换了一个谁也未曾料到的结局。原因是鬼使神差，张氏居然哭哭啼啼地去找皇上，免冠叩首，乞求皇上给他一个公开承诺：虽然退休，配享的待遇不会取消。
高宗很生气，配享是我爸的遗命，我这天字第一号大孝子，当然惟父命是从，但这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别人拿这说事，就是要挟我！生气归生气，一时还真没什么借口可以拒绝张氏的无理要求，千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忍了。弘历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张廷玉配享坚持不动摇。但随后张氏一个无心之失，给了高宗泄愤的绝佳机会，剧情陡然翻转。
在张廷玉拿到弘历批准致仕的公开声明的第二天，如此空前绝后的恩宠，照例当亲自入宫道谢。蹊跷的是，张氏居然没来，只让儿子张若澄代表自己进宫。更蹊跷的是，下一天一大早，张廷玉自己又巴巴儿地来谢恩了。这下，憋了一肚子火的高宗发飙了！他下了一道冗长的上谕，公开怒斥张氏，并严厉指责泄密与结党：
昨天朕让军机大臣拟旨时，值班的是傅恒和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当时汪由敦就跪求朕开恩，希望给张氏留点颜面，因为一旦公开发布上谕，张廷玉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老师，学生舍命相救，“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再看今天一大早张廷玉就来了，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就放过他一回。但汪由敦作为军机大臣，居然“顾师生而不顾公义”，着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留尚书任赎罪，以观后效。
汪由敦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吗？笔者以为，这一可能可以排除。事实上，高宗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以假乱真，拿这个借口收拾张氏。
先从汪由敦的角度分析。他并没为张廷玉辩解，只是希望弘历手下留情，不要公开斥责而已。汪由敦斗胆在盛怒的皇帝面前劝谏，在清朝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作为汉人，公然违抗圣意，为老师说话，简直是主动往朋党的火坑跳。高宗说得很清楚，这是“舍身相为”，不要命的举动，已经是极限了。
再来分析高宗的反应。对汪由敦的处罚并不重，事实上，3个月后，汪就官复原职了。这只能说明，高宗根本不相信汪泄过密。
张廷玉当然得赶紧解释，但可想而知，越抹越黑，弘历又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谕旨。
谎言需要谎言来支撑，一连串的谎言，难免露出马脚。为了淡化汪氏所谓泄密之罪，高宗一方面说，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只有傅恒、汪由敦两人，傅恒不会泄密，那只能是汪氏。另一方面，又为汪氏开脱，不排除“万有一分”的可能，汪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军机处的中层办公人员通风报信。
说到这里，马脚终于露了出来。泄密一案，关系重大。如弘历所言，军机处的“卧底”尚无法确认，那当务之急，不应当是揪出这个人吗？有趣的是，高宗一方面表示，“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却又惺惺作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决定不予追究。“大狱”两字值得特别注意，这告诉我们，在弘历的心目中，真要发生泄密，会是什么后果。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句：“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朦混了事者。”“迫于不得不办”，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地威胁张氏这位两朝元老，再不乖乖认罪，别怪朕真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