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廷玉做了这样的告诫，接下来高宗就把火力完全集中到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张氏，以保护他非常赏识、即将重用的汪由敦。
耐人寻味的是，高宗没有接下来给配享的是非下个结论，话锋一转，谈起了张氏退休后，空出的内阁大学士谁来填补的问题。弘历曾刻意摆出尊重老臣的架势，征求张廷玉的意见，张氏当然深谙其道，知道高宗准备起用汪由敦——就在上个月，汪氏署理（即代理）协办大学士，很明显，要接张氏的班——于是提名汪由敦，这是迎合皇上，给主子的决定锦上添花，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汪是张的门生，张当然乐见其成，但不代表提名的主要考量是私心，弘历的为君之道，他清楚得很。没想到，局势陡变，反而授君以柄，现在成了结党的罪状。
弘历一口断定，张廷玉推荐汪由敦，是为了退休后留下代理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假公济私、牺牲朝廷利益的朋党行径。
最后，总结陈词：朋党绝不姑息！大清朝乾纲独揽，事无大小，皆出朕衷独断。张廷玉推荐汪由敦，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所以朕才将汪氏革了职。到了这份上，张廷玉再不敢辩解，只有认罪了。
但高宗重申，“张廷玉忍于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除了革去伯爵，将来仍准配享。
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更为严厉的一份上谕颁布了。事情的起因，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意外于三月去世，而张廷玉却仍拟按计划于四月返乡。这又让高宗抓到了把柄。结果可想而知，张氏的配享资格终于被剥夺了。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寿终正寝。但他的死，也没能逃过成为弘历政治道具的命运——高宗宣布，既往不咎，仍准其配享太庙，给这出悲喜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什么高宗要亲自导演如此轰轰烈烈、波澜起伏的一幕？他对张廷玉，真有那么厌恶吗？
有一种说法，乾隆初年张廷玉、鄂尔泰各自结党，相互攻击，弘历对张氏的处置，是打击朋党的一个重要步骤。张廷玉与鄂尔泰互相不服，暗中较劲则有之——这本身也是高宗有意挑唆的结果。既然较劲，身边免不了有一二趋炎附势、送上门的走狗。但这只是范围有限的意气之争，离结党专权营私，还远着呢。
两人之所以得到世宗宠信，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考察，胤禛明白，这是两个老于世故，深明“君臣大义”，在皇上面前毕恭毕敬，唯皇上欢心是讨，他皆在所不恤的奴才。所谓乾隆初形成张、鄂党争的说法，小看了世宗的判断力和年轻的高宗对朋党的敏感与铁腕。
实际上，这只是弘历为了搞臭他们强加的罪名。高宗故意捕风捉影，拿暧昧的小事做文章，以朋党为名，收拾鄂尔泰、张廷玉，是为了杀鸡儆猴，敲打、警告众臣，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产生犯错误的念头。张氏举荐汪由敦，本是出于迎合，兼之可得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没想到，这犯了高宗的大忌。汪由敦出任大学士，要感激的人，只能有一个。再大的官，再得圣眷，都不要有幻觉，以为有机会做权臣。
另一方面，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弘历最忧虑的，是汉人不和大清一条心，为此杯弓蛇影，极尽猜忌之能事。汉臣要求致仕，就有不合作的嫌疑。而身为汉官领袖的张廷玉，没有做出表率，坚决要求死而后已——皇帝主动照顾衰朽大臣、准予退休是一回事，大臣自己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
高宗最担心的，是汉人之异动，最害怕的，是汉族士大夫因此挑战乃祖玄烨塑造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神话——即便没有诉诸行动，只是内心的质疑，也足以让弘历胆战心惊。所以，他要先发制人。张廷玉哭求承诺及随后谢恩不至，意外地将一个绝好的机会，主动送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