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苏东坡，历经世事沧桑、几起几伏，如佛禅定，看云卷云舒，不仅懂得随缘而适，而且践行随遇而安。在当时中原人们认为“十去九不还”的海南，陋居三年多，他不仅“九死南荒吾不恨”，反倒认为是“兹游奇绝冠平生”。
他感谢海岛，当然也感恩海岛上的人。所以，他居儋期间，与渔樵杂处，悠哉乐哉，与疍家老人成酒友，推心置腹，同饮同醉，也就不足为奇。
尽管今人看来，这堪称是文坛奇观，世所罕见。
不仅仅在儋州，在其他谪居地，苏东坡同样乐享与渔家人共处的自在生活，自觉是渔民中的一员，甚至在诗意来时，会把渔火点点欣赏成星星闪闪。他乐于把他那天性般的浪漫，挥洒在每一个与他有缘相遇的渔人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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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即将59岁的苏东坡，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一年多，又以曾经的文字“讥刺先朝”而被不断削夺官职、一路狂贬到惠州，转眼已是第三个月。
经历过官场上的“过山车”，跌至“谷底”，一般人应是惊魂未定，或说是魂不守舍，哪能安神过日子，安心享受生活？仅是过去受辱受虐的阴影，恐怕就会把人折磨和压迫得直不起腰来。
苏东坡却与一般人不一样，他没闲心哀叹，也不为过去的黯然神伤所纠缠。听到惠守詹范一声招呼，他便雀跃，第一时间奔出歇脚而居的嘉佑寺。
俩人相携着酒食，便找一块当地渔民爱蹲坐看海的凸岩，当作天然打造的石餐桌，逍遥乐饮，“洒扫渔矶共置樽”，而且“箕踞狂歌”，那种豪放近乎原始人粗鲁的狂欢，让人根本看不出他是刚刚经受过严重打击的人，倒像是刚刚远航归来收获了鱼满舱的船老大，简直是自立一道令神仙也艳羡的人文风景，难怪惹得“山下黄童争看舞”。
苏东坡曾在诗作中吐露心曲，把整个惠州当作渔乡，看什么都带着兴奋劲，他道：“二年流落蛙渔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他还曾在居惠第三年正月所写的《新年》诗中说，虽然“渔火乱黄昏”，但是可以“慰寂寞”。
他对渔家有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是归属感，所以连当地人看起来十分平常的“渔火”，在他眼里有时竟可诗意成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
早在元丰三年（1080），45岁时贬居黄州，不久躬耕后，苏东坡就在人生第一个谪居地很快与渔家人相亲相融。他在写于元丰四年（1081年）六七月间的词《水龙吟》中，道他穿梭其中的渔家市集景象：“烟村潇洒，人闲一哄，渔樵早市。”
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好友张舜民贬官彬州，绕道黄州来看望。苏东坡便取张所作的《渔父》为题，同时又以民间方言替代，专门聚焦写了一首渔民的诗《鱼蛮子》。
在这首五言诗中，虽然结尾也有长年生活在水上的人家担心推行新法的官吏要对“舟车”抽税而“蛮子叩头泣”之语，较多的叙述则是对江淮一带多以水产为生的人家自给自足生活的羡慕：
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
更多的则是对渔民“连排入江住”，以竹木为排筏、排上以竹为瓦的“三尺庐”，和“擘水取鲂鲤”，像在路上拾物那样容易取“河鲜”，且锅里不放盐，将鱼和菜一起煮食等居住场所和日常生活的描述。
此外，便是对渔人像水獭和猕猴一样自由自在生活的神往，“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便是“新法病民出赋租者”不如鱼蛮之乐的对比，“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
可以说，苏东坡在黄州，不仅对渔民及其生存状况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而且还融进其生活环境并有着较深的体验。
他在这年（1082年）三月过居黄州期间第三个寒食节时，已遇到连续两个月的苦雨，在“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之际，于《寒食雨二首》其二诗作中感叹：“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他把自己当作受窘的渔夫一般，接受自然灾害施加的历练。或许这种时候，他心中想着那些遭受风暴雷雨巨浪袭击、正处在飘摇动荡和凶险之中的渔民们。
欣赏并走进渔家动静相宜、水岸相连的自由生活，苏东坡甚至有了买园定居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