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自觉地选择与异族统治者武装对抗的道路。夏完淳所谓：“长安无限屠刀肆，犹有吹箫击筑人。”黄宗羲即是一位“吹箫击筑人”。
党人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年间曾出任御史一职。黄尊素在北京任职两年，因弹劾魏忠贤被削职归乡。天启六年，党祸爆发，黄尊素受酷刑而死，彼时的黄宗羲才17岁。
崇祯元年，黄宗羲来到北京，他是为指控将父亲陷害致死的直接责任人而来，指控的对象主要是曹钦程、李实、许显纯、崔应元四人。当初这四人分工坐实，将黄尊素迫害致死。
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之日，许、崔二人甫一出现，早已等候在此的黄宗羲突然跃起，从袖中拔出一柄长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走在前面的许显纯，当场令其“血流被体”。一个月后，会审李实等人，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更让人惊骇的是，当刑部提审两个曾经对黄尊素等人刑讯逼供的狱卒时，黄宗羲与几个同难的东林党人的后人一起冲上去，以棍棒共棰之，将两人当场打死。
黄宗羲“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的作为，让他一时名震天下。当他为父伸冤后返回故里时，四方名士纷纷迎接，并均以做他的朋友感到光荣。崇祯皇帝念及黄宗羲是忠烈之后，并没有追究他擅杀的责任，自此之后，黄宗羲在士林声名鹊起。
复社是明末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团体之一。像那些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青年才俊一样，黄宗羲也加入复社，多次参加复社重大的集体活动并与复社的头面人物诸如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复社的岁月虽然很短暂，却令黄宗羲受益终生。与复社才子们的交往，让他眼界大开。与冒辟疆、侯方域们的张扬不羁相比，黄宗羲显得内敛而持重，缺少浪漫的情调，但他从复社才子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奋发进取的力量。
游侠
1644年的甲申之变，对于复社所有的成员都是一个命运转折点。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中，复社的死敌阮大铖成为实际的掌权者，黄宗羲也成为阮大铖重点追捕的对象。幸运的是，黄宗羲在公差前来抓捕之前逃离南京，当他结束流亡，回到家乡时，弘光朝廷已然倾覆。其后不久，他的老师刘宗周即绝食身亡，黄宗羲自此进入了“天崩地解”的年代，而他也正式承担起天下兴亡的重任，变卖家产，组织义军，踏上了武装抗清的道路。
从35岁到50岁，是黄宗羲积极献身于抗清运动的15年。这15年间，他先是与兄弟一起组建“世忠营”，“世忠营”战败瓦解，他又加入鲁王的政权，但只是“以布衣参军事”，与鲁王的流亡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于抗清的岁月，黄宗羲其实不是不明白，“以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但对于他来说，“反清”不是为了“复明”，他要以一己的牺牲，让异族的入侵者看到泱泱中华并非无人。
儒林
随着鲁王政权的式微，郑成功攻打南京功亏一篑，尤其是老友兼同志的钱谦益等人先后去世，黄宗羲逐渐陷入四顾茫然的孤绝境地。
渐入老境的黄宗羲变得心似止水，他终于主动放弃武装抗清，进而一个人躲进山中，离群索居。
离群索居的黄宗羲开始从根本上反思明朝衰亡的原因，并由明朝推及历朝历代兴亡的规律。正是从这个时期起，对抗者黄宗羲渐行渐远，思想家黄宗羲呼之欲出。黄宗羲晚年总结平生的作为，将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所谓“党人”，是指他加入复社的那一段岁月；所谓“游侠”，是指明朝灭亡后他武装抗清的那一段岁月；所谓“儒林”，则是指五十岁以后，一个与往昔迥然不同的黄宗羲诞生。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家黄宗羲，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剖析，将批判目标直指王朝体制。
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君为“大害”的具体表现，就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就是“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所以，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因为只有“公治”才能保护“公利”。这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足以振聋发聩。
“国可灭，史不可灭”
正是因为跳出一家一姓的朝代兴亡的视域，黄宗羲才不会成为一个愚忠的腐儒，更不会成为一个只爱大明王朝的“爱国者”，他才会对康熙皇帝产生一定程度的好感。
黄宗羲既惊异于康熙朝政治的清明，对康熙皇帝本人的为政宽仁，以及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也深表佩服。与之同时，黄宗羲也对他受到的礼遇心怀感激，康熙皇帝下诏征“博学鸿儒”，首先想到的就是黄宗羲，清朝修《明史》，康熙皇帝命地方官亲自出面礼请黄宗羲。
晚年的黄宗羲是在一种宽容、平和的心境中度过的，他积极投身到教育等各项公益事业中去。虽然黄宗羲本人并不出面，但他却让儿子参与《明史》的编撰，为的是“国可灭，史不可灭”。康熙二十七年，79岁的黄宗羲立下“裸葬”的遗嘱。
公元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逝世。离世前五天，他留下这样的文字：
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着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对于黄宗羲来说，有了这四个“可死”，死非但不以为苦，反而足以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