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聂政是一个杀人犯。他登场的时候住在齐国，不过齐并不是他的家乡，他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才跑到齐。聂政本来的身份地位比较高，但是来到陌生的地方，又是为了杀人避仇，所以沦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屠户，以卖肉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族结构下，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复仇。如果家里有人被杀，他的子弟们一定要复仇。所以一个人杀了人之后，真正要担心的不是被官府判罪，而是死者的后代子孙和亲友有决心复仇。
聂政的故事中另外一个主角是濮阳严仲子。这位韩国的公子地位非常高，但因为得罪了韩相侠累，所以逃了出来。严仲子一边流亡，一边四下打探有没有可以帮他杀死侠累的人。这时聂政在齐已经有了名声，所以“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
一个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屠户，一个是从韩国来的贵族。严仲子听闻聂政事迹后，便登门拜访，好几次都被聂政给送走了，但他依然不放弃。两人最后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严仲子从怀里拿出黄金百镒，说：“希望借这个礼物，祝福您母亲长命百岁。”聂政吓了一跳，没想到严仲子会拿出这么重的礼，他当然知道严仲子一定有所企图，所以跟严仲子说：“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
严仲子明白这时候需要把事情说开，于是支走旁边人，跟聂政坦白：“我在韩国得罪了地位非常高的人。我怕他对付我，才在各地流浪。到了齐国，很多人都说你能够帮我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带着黄金来拜访你的重要理由。请你收下这个礼物，这只不过是我跟你结交的一份小小的信物。我没有特别要求你为我做什么事情。”聂政听了后，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就说：“你有你流亡的理由，我有我流亡的理由。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为了我的老母亲能好好生活下去。只要老母亲活着一天，我就不敢答应任何危害到生命、让我没办法养老母亲的事情。”严仲子仍然坚持要送，而聂政也一直坚持不收。最后，他们行了非常正式的宾主之礼，严仲子才离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聂政的母亲去世了。聂政等到服丧期满，就说：“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市井之人，整天拿着刀杀狗卖肉，而严仲子是韩国诸侯的卿相，他从韩到齐，不远千里想要跟我结交。回头想想，当时他要跟我结交的时候，我用那样的方式对待他，真是非常无礼。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情，我没有帮他做过任何事。而且我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足为道，但他竟然拿出黄金百镒来祝福我母亲长命百岁，同时想跟我结交。我当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但心里已经被深深感动。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一旦被人家这样对待，便难以装作不知道而没有任何表现。”当初严仲子拜访时，因为母亲尚在，聂政不得不拒绝，如今母亲已经故去，知己者就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政将为知己者用”。
《刺客列传》中，司马迁企图用这些故事叩问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为了谁、为了什么理由而奉献出生命?人生中有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吗?在看《刺客列传》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不是行刺行为本身，而是背后强烈的动机，这个动机甚至强烈到超过一个人的求生意志。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结合聂政这个故事，再回头看专诸和豫让，刺客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即“士为知己者死”。这些人变成刺客就是因为遇到了“知己者”，他们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并且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作为报答。
刺客要做的就是奋不顾身的事情，行刺的对象必然是一个在身份、地位乃至资源上都高过自己很多的人，所以刺客在行刺前都会料想到，很可能会在刺杀过程中丧命。人会为了什么而丧命?这个大问题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可以不问，也不必去问，日常生活中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但正因为有《刺客列传》中非常之人的存在，也就点出了这些人跟芸芸众生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作为万物之灵最特别的地方。
聂政把奉养母亲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甚至将之当作自己人生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件事。在好好奉养母亲的心愿之下，他可以不顾自己想要什么，也可以不想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等到母亲死了，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有了新的转折，他进一步去问：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过去是为了让老母得享天年，如今这个目的已经达成，那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聂政思考后作出了选择，“知己者”比他的性命更重要，而他觉得严仲子就是自己的“知己者”。严仲子不顾很多现实问题选择了聂政，并认为聂政是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光凭这件事情，他就是聂政的“知己”，有这样一个“知己者”出现，像聂政这样的豪杰之士就明白自己接下来要如何度过人生。
于是，聂政到濮阳找到了严仲子，跟他讲：“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也就告诉聂政，他的仇敌是韩相侠累，在韩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但不是一般人，甚至不是一般的大夫。侠累拥有这么强大的权力，背后更有一个庞大的宗族，所以严仲子明明白白地告诉聂政：“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教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不过聂政认为：“我们现在在濮阳，离韩相去不远。你现在要杀的人是国君非常亲近的亲戚，周遭都有他的势力。面对这种人，再多的车骑、壮士都没有用，只会多生是非。人多口杂，极有可能泄露秘密，届时整个韩国都会跟你为仇。那时你不就危险了吗?不就更难杀侠累了吗?”聂政“遂谢车骑人徒”，一个人带着剑到了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