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必须佩服《史记》的笔法，司马迁花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严仲子和聂政两人的对话。那些都是刺杀前的铺衬，接下来，司马迁对聂政杀侠累的描述却极短：“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直接一路上去，当场刺杀侠累，没有一个字的废话。司马迁以用语多寡的对比，凸显出了聂政的胆识和武勇。
聂政被称为“勇敢士”，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胆识。做同样的事情，别人总是会想，在这里或者那里被阻挠了怎么办?聂政根本不管，他提着剑，在任何人来不及防卫的情况下，直走到侠累面前，拔剑击杀，随后其他人才反应过来。《刺客列传》中这一段行刺的描写是最快的，而且没有任何曲折，跟后面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侠累被刺之后，左右大乱，这时候“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以聂政之英勇，又多杀了几十个护卫，然后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不只是自杀，而且是在死前特意毁坏自己的身体，让别人分辨不出身份。聂政死后，“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韩国为了找出这个刺客的身份，进行了高额的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指证尸体的身份，将得“千金”。但是过了好长时间，没有人来领这个钱。一直到有一个女性出现，那是聂政的姐姐聂嫈。
聂政的姐姐不在韩国，所以过了很久，她听说有人刺杀了韩相，并且没有人知道刺客的名姓，马上认定这个刺客就是自己的弟弟。她知道严仲子曾经委托弟弟去韩国做一件事，她赶到韩国看到尸体，立刻认出就是弟弟，伏在上面大哭。
接下来，她揭露了聂政的身份，大街上的人都吓了一跳，说：“这个人杀了我们的国相，而且国王现在正以千金悬赏他的名姓，你怎么敢来辨认他呢?”聂嫈回应说：“我当然知道弟弟做的是什么样的事，他是在保护我。他死前把自己的面容用这种方式毁坏，就是为了不被辨认出身份。这是我弟弟的个性。当年他杀人避仇时想要赡养老母，自污身份去做一个卖肉的屠夫。他接受这种卑屈的生活，就是因为母亲还在，还有我这个没有找到夫家的姐姐在。如今我的母亲已经得享天年，我也已经有了夫家。严仲子在我弟弟生活最卑下的时候找到了他、厚待他，因此刺激了我弟弟心里最深刻的想法——士固为知己者死。他决定要为严仲子而死时，心里还记挂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连累我。但他并不了解他的姐姐，难道我就真的怕殁身之诛吗?我怕被他牵连吗?不是!如果我保住性命以求苟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聂政是谁，做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聂政是为了严仲子而做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报答他的知己者。他一旦答应了别人的请求，就可以用这么英勇的方式兑现自己的承诺。虽然我这样做会被牵连，韩国的国君也会抓我杀我，但这样世界上就会留下聂政的名字和行迹。”
人做了高贵的事，应该让后世的人知道。因为这样一种信念存在，后世的人可以学习、模仿，至少感受到什么是高贵的精神，并受其感召。延伸来说，司马迁对于为什么要有史家来写历史，有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跟今天历史系、历史研究所里老师讲的非常不一样。对司马迁来说，史家的责任就是把过去这些非常行为和高贵人格流传下去。
为了把这些名声保留下来，有些人会用更麻烦或者代价更高的方式，例如聂嫈所做的这件事情。她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大惊韩市人”。大家都知道死者是她的弟弟聂政之后，聂嫈“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跟弟弟一起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司马迁说：“晋、楚、齐、魏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聂政的故事，尤其是后来聂嫈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惊动了韩国，连周边的晋、楚、齐、魏都被惊动了，这两个人的名声快速地传了出去。聂政的确了不起，但是“非独政能也”，他姐姐同样是一个烈女，令人感佩，“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戮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
回头来看，如果当时聂政知道，即使他想尽办法不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姐姐还是会来认他的尸体并死在他旁边，那他还会这样做吗?大概不会，因为聂政是一个如此有原则的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家人，对他来说，姐姐的生命还是高过自己的追求。
晋、楚、齐、魏等国人的讨论，也正是司马迁最看重的历史效果。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大家会跟着去思考：这样的人是怎么活的?如果从头来过，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在讨论的时候，也必然会想，自己活着时，到底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什么东西不那么重要?当我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眼中有别人吗?当我们追逐利益的时候，心里有原理、原则吗?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忽然看到聂嫈、聂政姐弟这样的人，又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