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会不止一门乐器。哥哥拉二胡、吹笛子，姐姐弹琵琶、弹中阮。20世纪70年代，他们演出的照片都在《新华日报》上出现过。
他们学乐器，是有时代烙印的。那时，父母从北京被下放到苏北，他们觉得孩子早早学门手艺，将来好歹有个出路。因为和当地的淮剧团还能搭上一点点关系，他们就瞄上乐器这一行，想的是孩子将来可以进剧团，做个伴奏什么的。
等我稍长大些，父母仅剩的一点对未来的希冀已熄灭，我成了野花野草，恣意生长，没幼儿园可上，没乐器可学。
一晃眼的工夫我就过了40岁。2009年的一个夜晚，我在钢琴家黄亚蒙家吃饭聊天。我问她：“这把年纪了，我还想学门乐器，有可能吗？”亚蒙想了想答道：“古琴。”然后追了一句，“古琴可能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弹会，但又最难弹好的。”
合适啊！我喜欢古琴，常听古琴CD，读过若干古琴题材的书。“最容易学会”，合适，很快就能弹出完整的曲子，哪怕只一两分钟，也是完整的，反正人生过半，已无新事，尽可以弹满后半辈子；“最难弹好”，也合适，最难一定与他山之石有关，与人生阅历有关。全都合适。
几天后，在友人黄伯蔷的引领下，我坐在余青欣老师家里。之前黄伯蔷这么跟我介绍余老师：虞山吴派嫡传弟子，早年跟吴景略、吴文光父子学琴，20世纪8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毕业生。个性化的介绍有两条：一是“比你大一轮，也属猴”；二是“余老师有洁癖，不收男学生，我好说歹说，她才愿意见一面，可还没答应教你啊”。
说实话，在余老师家的前一个小时，我很失望。她身着居家服，颜色搭配有点粉艳。墙上挂着一张她演出的照片，也是绫罗绸缎那种古典式粉艳。许是和黄伯蔷久不相见吧，东家长西家短地叙旧。家里摆设全无章法，零碎儿奇多。家具是多年前流行的榉木材质，天长日久，颜色淡了，干裂起皮，看得糟心。不难看出，余老师应该是独居，但又“独”得不那么精致。
余老师基本没理我，我也不哼不哈，面露微笑听她们俩这一通聊。还是黄伯蔷想起此行任务，简要地介绍了我的情况。余老师安静下来，听得还算认真。听完未置可否，又和黄伯蔷聊上了，还是那么碎碎叨叨。我当时心想，可能确实不想收男学生吧，也好，这么碎叨我也有点儿扛不住。
不想正在这时，余老师突然起身：“瞧我，又忘了，学琴是吧，来吧……”
她领我进了书房，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间是一张明式小琴案，案上相对摆着两张琴。余老师在一侧琴前坐定。这一系列移动，话可没停：“今儿太高兴了，老忘正事儿，那什么，我先弹一段儿你听听吧，你坐那儿。”
突然话就止住了，只见她一左一右两手抚住琴面，两眼微合，轻微深呼吸一下，双眼重新张开盯住琴面，凝视片刻，顺理成章似的弹出第一个音符。
时隔8年后的今天，忆起这一幕，情景仍然鲜活地在我脑海中映现，却很难用文字传达那一刻我的震惊，刹那间，余老师像完全变了个人，碎叨、粉艳，顷刻灰飞烟灭，她笃定、沉稳，又深情尽在，右手抹挑勾剔，左手吟猱绰注，无一不恰到好处。更奇怪的是，刚才满屋的日常家居气息，也瞬间蒸发，一椅一凳，一纸一屑，都像穿越了时空，无不呈现唐宋明清的雅物匠心。她弹的是《梅花三弄》，一曲弹完，我神游已远。黄伯蔷的掌声由远及近，才把我又拉回现场。只听余老师既优雅又谦虚地说：“行吗？愿意学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从此每周三晚8点，我去余老师家学琴。
据说古琴教学有个差不多的顺序：《仙翁操》《秋风词》《酒狂》《阳关三叠》，这4首曲子打基础，算预备课，然后再学新曲，才是正式开始。学完《阳关》那天，余老师听我磕磕绊绊完整弹完，居然鼓励说：“虽然弹得太生，但是不俗，这很难。你在我的学生中年纪最大，年纪大了再学琴也有好处，有点儿人生阅历了，知道什么是肤浅。下次可以学新曲子了。但是这首还得使劲儿练啊。”说完又正色道：“从现在起，要跟你定条规矩，在我这儿学的曲子，不练够两千遍，绝不许在外人面前弹。”看她那么严肃，我只能认真地点头。她又补充道：“这不是我的规矩，这是虞山吴派的规矩，你现在初学，将来如果能弹出点样儿，也要算到虞山吴派门下啊。”
上课之余，我们也会聊聊天。余老师自己用的那张琴，是宋琴，据她说，当年她刚学琴，吴景略先生给她挑的，花了30元买回家。几个世纪没人弹，那琴都弹不出什么声。她就在这张无声琴上无数次练习，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松，越来越透，好得吓人。琴有铭，曰“致爽”，余老师说：“命中注定我要和这琴过一辈子，清（青）心（欣）致爽。”
据我观察，余老师是典型的头脑发达、四肢简单，走道儿总是跌跌撞撞的。有一次说到这点，她说：“没错儿，所以我这琴呀，老摔！开始特心疼，急得直哭，后来找到放心人能修，就随它去了。说来也怪，这琴甭管怎么修，声音越修越好，和我也越来越贴，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