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这么说，那张琴，就像她的命，她看琴的眼神都像在看挚爱之人，根本不是物了。就在学完《阳关》那天，我跟她开玩笑：“要是用您这么好的琴，我肯定也弹得好着呢。”余老师兴致高，说：“来啊，你弹一首我听听。”我不相信她真让我动那琴，但她坚定地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致爽琴边。那一刻，我抱着近乎朝圣的心态，先分别试了天音、地音、人音，然后磕磕绊绊弹了《阳关》。一曲弹罢，只觉那琴和身体长在了一起，贴心贴肺。
慢慢地和余老师越来越熟，也聊一些家常。聊得多了，有点儿理解初识时她那份碎叨了。有天上课去得略早，敲了门，只听门里余老师一边捏着嗓子唱着歌，一边趿拉着鞋来开门，唱的居然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打开门才发现，原来她在打电话。余老师的母亲一直住院，头脑清醒时少，糊涂时多。“给她唱唱这些熟悉的歌，还得装我小时候的童声，她那脑子啊，就能明白点儿。”余老师挂了电话后这样解释。
在那之前好多年，余老师离了婚，儿子在美国上学。上有老下有小，余老师又清高，不愿意撒开来收学生，所以日子过得清苦。但她说了：“这都不叫事儿，等着我去完成的大事儿还多着呢，我顾不上这些。”她说的大事儿，是要一曲接一曲地打古谱，要传承好虞山吴派，不能在她这一辈塌下来。
因清高而清苦，日常生活艰辛又肩扛大任，耗的时日久了，碎叨也算排遣渠道之一吧。我甚至感觉教我们这些半吊子，余老师其实并无乐趣，纯属生活所迫，假如没有羁绊，以她的性格，可能入深山、打古谱，那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
《阳关》之后，第一首大曲子学《鸥鹭忘机》。在当代古琴界，余老师有“余鸥鹭”的美称，因为这一曲她弹得最出色。我那会儿一直迷恋《忆故人》，所以听说要学《鸥鹭》，就问能不能先学《忆故人》。余老师有点儿不解，瞪着我，嗓门儿突然大起来，那股碎叨气息又陡然冒头说：“《鸥鹭》多好听啊，你还不想学？！”我只好连连说学。她看看我，瞬间气定神闲地给我示范了《鸥鹭》第一节的一段泛音。
《鸥鹭》学到一半，有一天上完课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她说：“你刚才走神儿了，又想《忆故人》呢吧？这么着吧，我给你弹一遍。”这话着实吓我一跳——那天我确实一时心思开小差，而且确实想到《忆故人》了。古人说，琴者，心也。我有时想到，余老师弹了这么多年琴，早已和琴心心相印，从琴音中洞察人心的本事大概是有的。
有一天下午我在三环路开车遭遇“碰瓷儿”，被人讹诈，等处理完毕，看看天色尚早，而晚上有琴课，为免秽气干扰，回家小睡。一觉醒来，自觉神清气爽，下午种种不净心虑荡然无存。高高兴兴地去上课，刚弹了不到两分钟，余老师就问：“今儿怎么啦？有心事儿？”我说：“没有啊。”又弹，又被叫停。如是者三，坐在对面看我弹琴的余老师一伸右手，抚住我的琴弦说：“今天别弹了，来，我请你吃‘小脆。”“小脆”是一种零食，介于薯片和锅巴之间，特别亲民，还有点儿幼稚。余老师家里常备，她说那是她的最爱。
秋往冬来，春去夏至，我渐渐忙碌起来，琴课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间挤挤总是有的，重要的是，随着琴艺渐进，我越来越体会到余老师弹琴，女性特点太明显，或如泣如诉，或温柔体贴，我一个糙老爷们儿照这路子学下去，有点儿奇怪。一朝动了这个念头，就越听越是，但又觉得自己初学，也许见识太肤浅才会错意，便没敢跟余老师当面说。总之越去越少，直至干脆不去了。开始自己还练练之前所学，渐渐地，琴从我的书房正中间搬至一侧，又从一侧退居一角，最后干脆被挂上墙，成了地地道道的摆设。
余老师从来没有问过，同门学琴的友人不时组织雅集，我和她也见过一两次，但她从来没问我为什么不再学琴。她既不提，我也从未想过要袒露心迹。日子一天天过，细碎无序。古琴，好像成了夏夜的萤火虫，忽然在眼前亮一下，一不留心，又消失在无边的暗夜中。
再后来，很久没有余老师的音讯，有一天刷微博，看到有人在我的一篇文章下面评论，说猜博主可能学过古琴。余老师在这条评论下回复：“对，虞山吴派门下。”我一头汗，心里愧到想找条地缝。一愧不知余老师何时也注册了微博，我都没关注；二愧我如此半途而废没出息，余老师还以这种方式鼓励我。我想当面向她忏悔：“老师，对不起，您教我的曲子，我一首都没弹够两千遍。”
2015年12月29日一早，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我鬼使神差地把久挂于墙的古琴摘下来，拂去琴面灰尘，弹了一遍《阳关三叠》。忘得差不多了，正要去拿琴谱对照，电话铃响，是黄伯蔷。我当时大乐说：“这也太巧了，你猜我在干什么？”电话那头，黄伯蔷没接我话茬儿，极其严肃地说：“你老师今天走了，胰腺癌。”
那天，我枯坐到下午，没吃没喝，心里如有万马奔腾，待要寻点儿踪迹，又空空如也。暮色四合，我开灯，拿了页老纸，抄了一段《入菩萨行论》。一纸抄竟，功德回向余老师，然后把琴认真擦净，重新挂在墙上。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经意》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