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发现它的倩影竟然不在对岸原先的位置了。我以为我看错了，因为那一带近两年变化确实比较大，建起了两座学校，维德木业已经拆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幢办公楼。空中更有一条有轨电车横跨。运河岸边也建起一条宛如玉带般的健身跑道。我当即掉转车头驱车前往对岸，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空地，许多老百姓在里面种植了蔬菜，那些蔬菜在初冬的风中摇晃着身子，煞是可爱。我扫视这一块荒地，没有发现“三里亭”，再远处便是居民楼了，更不太可能有了。我确信“三里亭”一定已经再次迁移了，我沿着已是干净笔直的柏油马路的董公堤驱车前行。冥冥之中，我觉得“三里亭”不会迁移太远。
当驱车经过文昌桥下时，有一瞬间，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因我看到在前面路的左侧露出了亭的顶部，我用力一踩油门，车子很快便在路的尽头处停下，有一个亭子安静地矗立于路边一块低于路平面的环形区域里。我拿起手机下了车，边走边拍照片，仿佛怕它会突然不辞而别。当我走到入口时，我停下了脚步，因为亭子矗立于一个一人多高的凹穴里，所以我差不多可以平视它了。我闭上眼，陷入一种冥想之中，运河的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和衣襟。这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四周一片混沌。远处文昌桥上车来车往，但是那里的热闹和这里的冷清却是截然的两个世界。我长吸一口气，这是我一直希望见到的古迹，它曾经在我的梦中是那么美好，然而当它就这样静悄悄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心莫名地忐忑不安起来。
我沿着那台阶拾级下行，到了底部便从近处观瞻这久慕的“三里亭”了。在亭子的左下角有一块新的长方体石碑，碑上正面用阴文刻的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三里亭，苏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六年三月公布，二〇二〇年十月立。”碑的背面是对三里亭的介绍：“三里亭采用花岗石砌成，顶为单檐歇山式，坐西面东，面阔3.5米，进深3.8米。亭有四柱，平面呈方形，边长44厘米，四面皆有踏步。”亭东临运河面上刻有“三里亭”匾额，左右柱上刻有“桥垂柳荫，名继苏公”“亭爱棠甘，人心召伯”楹联，另有“同治元年”字样。我还看到在亭子的右侧也有一块石碑，也是刻的“三里亭”的字样，也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不过一看这块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应该是以前立的一块石碑吧。
我再转到临河的一侧，果然看到碑中所提到的题额：“三里亭”三个古朴凝重的隶书依然那么清晰地镌刻于门楣之间。遥望着古老而又生生不息的运河，那一瞬间我觉得这是两个相互凝望了千年的灵魂，它们曾经相互携手、相互关怀。当年那些在运河岸边拉纤的纤夫们，他们是运河力量的牵引，也是运河生命力的彰显，这些打着号子的穷苦百姓们，他们疲惫之余在三里亭中吸一袋旱烟，眯一会儿，然后继续把命运的绳套在肩上，把身体压成和地面平行，负重前行。岁月荏苒，运河仍然焕发着生机，而且那套在纤夫肩上的纤绳已经变成轰鸣的马达，正带动着一个民族呼啸着前行，而三里亭却只能寂寞地站立运河一畔，仅以古迹的身份作为唯一存在的理由。我甩一甩头仿佛要甩去这些胡思乱想。继续看着楹联，上联中的“棠甘”指梨树，“召伯”指“布德政之人”，当年周文王的庶子召伯辅佐成王时，外出巡视在棠树下休息，有人向他诉讼，召公当即进行判断处理。他这种爱民行为深受人们爱戴，过后，人们看到这棵棠梨树就好像看到召伯，把这棵树看成是召伯的象征，这里的上联便出自这个典故。下联之“苏公”指的是苏东坡。上下联大意是：树中最爱的是可产甘甜可口之梨的梨树，人最思念的是布施德政的召伯，桥边垂下柳荫一片，筑堤的几位关官可谓名接东坡。联语颂扬了为民谋福的几位地方官员。从这个意思看，碑文中的“人心召伯”应该是笔误，实际上是“人思召伯”。如果结合之前提到的蒯子范，那么这个小小的“三里亭”楹联，集周朝的贤人召伯，宋代大儒苏东坡，明代修建董公堤的董子策、董汉儒、张铨三位地方官和清代的蒯子范于一身。它确实可以傲然挺立于这天地间了，它也应该成为运河文化精髓的代表之一。那些为苍生谋福利的贤者们，他们的精魂注入这一方天地，注于这石柱之中，凝练成一道守护运河的无形的屏障。
我坐在那石栏杆上，细细观察这真正的“三里亭”，发现它和我学校的“书韵亭”相比较，要沧桑衰老得多，形虽似，神却远。毕竟88年和285年相比较，多出的这近200年，足以在那坚硬的花岗石上留下太多岁月的烙印了。这“三里亭”历经重建、迁移，它是大运河变迁的见证者，也是运河文化的承载者。从这个角度看，“书韵亭”只能向它行膜拜之礼。我抚摸着那沟壑纵横的石柱，仿佛触摸的是一道道岁月的年轮，那里每个凹坑都是一条历史的刻痕，我的手抚着那粗粝的条石，仿佛感受到一个蛰伏数百年的灵魂的气息，它在应和我的呼吸，它在应和我的脉搏，它在应和我的心跳。这是为什么呢？也许它有太多的话想要诉说；也许它仍然希望为行人遮一遮风，挡一挡雨；也许它希望身上承载的道德力量能够被解读而散播为天地浩然正气；也许，也许它只是太寂寞了，希望有个人能够懂它。如果是这样，那么对岸即将成为景点的“书韵亭”能否给它些许慰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