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库存中，有一个极其醒目的主题词，无论日月如何轮转，都未曾黯淡褪色，那就是“孝”。作为文字的“孝”，时常独来独往，亦不时与“忠”结伴现身，构成一对聚聚散散的临时组合。然而就两者的指向而论，彼此并不重叠，各怀心思，亦各有所爱。比起“孝”的具体与狭隘来，“忠”似乎显得更为虚泛，更为高远，当然也就更难以捉摸。然而“忠”毕竟属于个体的心理活动，而人心又隔着肚皮，看不见，摸不着，既无法勘探，又难以测试。因此，“忠”还是“不忠”，难免会沦为一笔无法厘清的糊涂账——至于到底是真“忠”还是佯“忠”，仅凭搅动三寸不烂之舌喷涌而出的信誓旦旦的承诺，是无法做出判断的。
相较于“忠”的不确定性，“孝”要明确得多。它所侍奉的对象，不是远亲，亦非近邻，更非朋友路人，而是同一座屋檐下曾经或正在施恩于己的长辈。长辈是植物之种子，树木之根系，肉体之托盘，精神之靠背，赐我以魄，喂我以食，疗我之伤，驱我之惧，教我以事理，领我以学步，可谓恩重如巍巍高山，情深如茫茫大海，作为报答，我报之以“孝”，尊之以敬，既合乎天理，又契合人伦，实属正常不过。
在古代先贤的心目中，“孝”为人性中最为可贵的一抹亮光，既不可涂改，亦不可亵渎，于是儒学开山鼻祖孔夫子，就对“孝”专门进行过定位，将其视作衡量一个人有德还是无德的标准：“夫孝，德之本也。”“孝”既然为“德之本”，反过来，德又何尝不是“孝之本”呢？怀德之人，必知恩图报，在孝敬方面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在成语“十恶不赦”中，其中之一就是“不孝”。也就是说，世间的多数罪错，都能得到宽谅，但“不孝”之人的“不孝”之举，却万万不可饶恕。
为劝“孝”，古人没少浪费唾沫星，从《孝经》到《二十四孝图》，都在孜孜不倦地规劝民众要以“孝”为先，以“孝”为要，甚至不惜假借司法之手，将“不孝”者列入诉讼惩戒的对象，逼迫民众遵守“孝道”之规。“孝”与“不孝”，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一己私事，外界是不该随便插手和干预的，为何却要大动干戈，将其拔高到关乎社稷安危的公共层面？答案无疑是为了维持社会纲纪。所谓的纲纪，直白一点说，就是规矩和秩序。家是国之细胞，人为家之分子，一家失序，一人违规，仿佛躯体的某个细微之处滋生病菌，若不及时治疗，无疑会对整个身体的安康造成威胁。事实是，每个初临人世的幼小生命，都有一整套的框架在恭候着他，于是他不得不像布匹和木料那样，无条件地接受裁缝的裁剪和木匠的打造。其中的“孝”，就是他必须接受的规训之一。
“孝”究竟好不好？当然很好。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孝”，“孝”都属于人性中的暖光，值得珍惜，亦值得称颂。但以我之浅见，作为极其私人化的“孝”，应发自于肺腑，源自于真心，而不是受之于逼迫，沦落于形式，执着于表演。“孝”与“不孝”的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一种因果关系：先有爱，然后才有“孝”。也就是说，若没有爱的孕育和滋养，是结不出“孝”的甜果的，结出的，十有八九是“不孝”的苦果或毒果。
我们在向行孝之人致敬的同时，也不该忽视对“不孝”之人成长背景和成长过程的关注和解析。被斥之为“忤逆”的“不孝”者，究其本相，大多是一群不幸者，他们要么“辣食”吃得过多，受尽体罚；要么“甜食”吃得过度，被娇生惯养；要么被冷漠对待，有被遗弃之感；要么被严重忽略，未得到尊重……对他们，除却谴责，还应多一份体恤和反思。民间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实际情况是，挥舞的棍棒之下，永远调教不出真正的“孝子”，恐怕只能教出源源不绝的“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