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10月从工厂考入原《财贸战线》报（现《经济日报》前身）的，该报当时是国务院财贸系统唯一的报纸，系文革后于1978年恢复的全国性报刊。那时编辑部的编辑记者加排字、制版人员总共不足百人，我的工作证是76号。当时的《财贸战线》报源出文革后停刊的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赫赫有名、新中国成立后又几度命运变革的原《大公报》。这段历史错综复杂，本身就是我国报业史上的一段命运多舛的史料。由于太过曲折，一半句说不清楚，有兴趣者可自己上网搜一搜。
我一开始时是“以工代干”，这个名词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了，意为本身身份是工人或不属于国家干部序列的其他人，又从事着国家干部序列的工作。这个现象在改革开放前是全国普遍的“历史遗留问题”，仅仅在当时的国家级新闻单位，与我情况相仿的人不在少数。改革开放后，各个方面步入正轨，要求各类从业人员要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文凭就成为衡量资质的基本门槛。
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上半学期），15岁就去插队了，后来当兵当工人，自然没有文凭（我连小学文凭都没有）。报社也为此特别负责任地为我解决问题，但政策上有杠杠，不是易事。
机会来了！当时中国记者协会为解决我这类情况的新闻单位编辑记者的学历问题，经国家批准由中国记协开办“中国新闻学院”（大专，不脱产，但必须上足学时并考试及格，学制两年），首期办学地点设在《工人日报》社，师资力量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在首都各新闻单位干得风生水起的许多当时没文凭的年轻报人，一时间济济一堂。
麻烦也来了。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干记者的每天见证、报道变革还来不及呐，又要上学取得文凭资质，两难哟！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把主要精力依然放在采访报道上。本来就是破格吃这碗饭，再拿不出像样的新闻报道，于心不安，所以我该采访就采访，该出差就出差，报道倒是没落空，但缺课不老少。我当时想，只要考试前临阵磨枪，及格就行。太感谢报社啦，每次我因出差向学校请假，报社都盖章送达。倒是我自己不争气，毕业考试时偏偏是历史课不及格（我缺课太多，又自以为历史知识手拿把攥），补考了才过关，丢人现眼。
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黄埔一期”的首届中国新闻学院一期生，毕业后各奔东西，我也没见过谁写这些事，不过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文凭，记忆犹新。
我当时最不喜欢上的课是“新闻理论与新闻写作”，也缺课最多。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据说以前是京城某报记者，后来去人大教书，讲课时一直端着架子，派头十足，但从头至尾讲的都是套话、空话、八股话。譬如讲“消息”与“简讯”的区别，他让大家写500字的“简讯”，可他点评同学作品时推荐的范文，居然在500字的“简讯”里罗列了8个层层叠叠的排比句，看上去洋洋洒洒，内容却空空荡荡。请注意，行文八股、新闻八股一直是痼疾，改革开放初期报纸的读者对此极为反感，属必须变革之列。不喜欢也就不上心，我要么缺课，要么对付，你给我60分就行。
我最喜欢上的是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王力先生和人民大学新闻史教授方汉奇先生的课，真才实学，脚踏实地，终身受用。
王力先生主讲现代汉语，信手拈来，引经据典，但语言轻松，触类旁通，来龙去脉既清清楚楚又通俗易懂，大家学识，大家风范！课间休息时我跑出去抽烟，王力先生见后紧皱眉头，大声说“少抽点”。我告诉他我没有学历，也没有经过文字写作的正规训练，该怎么办？老先生立马和颜悦色，嘱咐我“古今中外，正书杂书，多读多琢磨，想想什么题材用什么体裁怎么写最合适。中国人近水楼台，多多读唐诗宋词元曲，多读多记成语，老祖宗留下的文学意境、描述方式，你不必照抄，但写东西时一想到那些意境，可供你下笔的潜移默化的参照便活生生地为你所用了”。
方汉奇先生主讲中国报业史，烂熟于心，点评精当，三言两语便道出他的见解，尤其是报业史上的人和事、影响与评价，对我来说都是启蒙。老先生虽然不苟言笑，但心肠热。课间休息时我经常缠着他问东问西，有一次我问的问题他说这是中学历史课本上就有的，你当时没好好读书吧？我说我插过队当过兵后来是工人，就是没怎么上过学。老先生一把拽住我，动情了，说下课后你别走，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在业内，无人称他“方教授”，只称“方先生”，教授现在满大街都是，但“先生”古今均为老师的尊谓，他当之无愧。方先生也对新闻写作中的“八股文体”嗤之以鼻，说你是改革开放后做记者的，如果天天写八股，我的课你不用上。多少年后，我去人大新闻系开会，想看望方先生，但被告之先生年事已高，在医院治疗，遗憾！
有了文凭，后来评职称就顺理成章了，不过班上要好的同学一直调侃我，您缺课缺扯啦，那文凭分明是混来的成色不足嘛。我也认账，说要不你们出钱，我再去读个博士硕士什么的，正经风光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