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有一则列举了多人多个修缮项目：
巡抚毕沅重修马嵬驿，太守伊秉绶重修王朝云墓，大令陈云伯在常熟重修河东君墓，虽然“皆民事之不甚急者”，但由于那些项目“易于传播，人人乐道之”，因此他们无不热衷于此。马嵬驿是杨贵妃死难的地方，王朝云是苏东坡的小妾，河东君即“真名伎”柳如是。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修缮古迹，更是在做文化事业。抓住这些噱头，就很容易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比“民事”要“甚急”得多。
至于阮元在山东重修郑玄祠堂，在浙江重修朱彝尊故居曝书亭，巡抚江西时又重修汤显祖玉茗堂，唐仲冕在当苏州地方官员时重修桃花庵，林则徐在杭州孤山重修放鹤亭，陶澍、梁章钜在苏州重修沧浪亭，并且肇建五百名贤祠……显然是因为这些项目的文化影响力更深远，更便于提升自己的美誉度。钱泳认为，这要比毕沅等人高明一层。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这些“有文化”的形象工程，经受了漫漫时光的淘漉，今日大多数依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或许，这也正是历来的官员们乐此不疲、继往开来的缘由。
比如苏州着名的古典园林沧浪亭，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览于此的人们，谁会仔细思量它的种种过往。
北宋庆历五年，诗人苏舜钦用公文的废纸换钱宴请同事，遭到言官的口诛笔伐，乃至被开除公职。苏舜钦流寓吴中时，以四万钱购得前吴越王室的南园旧址，傍水构亭名“沧浪”，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并作《沧浪亭记》。他邀请同样被贬谪的欧阳修作《沧浪亭》，两个境遇相同的大诗人得以相互安慰。欧阳修的一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令沧浪亭名声大振。
苏舜钦自诩“沧浪翁”，是否名副其实，后人很少深究。沧浪亭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却早已被广泛地接受。
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京杭大运河，同样如此。当年，有着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的隋炀帝杨广，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不惜血本。今天，泛舟运河时有谁会批判他无能处理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名声与公器，其实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题目。白居易曾这样说过：“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假如你既想窃取名，又想窃取利，你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同时给予吗？昔日，陈抟也曾经告诫“天才神童”种放，务必珍惜名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将成，有物败之。”种放后来果然遇到明主，名动天下。但最终他忘乎所以，“丧令闻”。所以名声是一把可畏的双刃剑，“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很可能会让人无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谤。如此看来，啖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无名。
上述这一番理论，将名声视作早衰的根源和招谤的缘由，主张啖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无名，未免失之偏颇，但强调“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则提醒人们，名声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谁也不可轻易取之。一心据为私有，便很可能为名声所累。
有一则故事，涉及隋唐宫廷画师阎立本等人。阎立本应旨去游春苑，为喜欢鸟儿的唐太宗作画，事毕后回家，立即告诫儿子：我是读书人，却以画家着称，去行使厮役的劳务，这是很大的耻辱啊，你一定要引以为戒。阎立本之外，还有蔡允恭，擅长吟诗作词，隋炀帝每有所赋，总是令他吟讽，以遣教官人。但蔡允恭并没有为此骄傲，反而感到羞耻。书法家韦诞曾奉魏明帝之命，书写凌云台匾额，被人装载在笼罩中，牵着辘轳往上升，离开地面高达二十五丈。写完匾额，他的满脸须眉竟都变白了。之后他训诫自己的子孙，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他们不愿意以书画诗词彰显名声，一是害怕被人以技艺见称，二是害怕同侪的妒恨猜忌，三是害怕许多官吏权贵与自己靠得太近，“甚则人奴贱隶，辗转暗托，溷落名号，遂为终身白璧之瑕”。不少人自晦其能，甘于守拙，无疑是不愿意为声名所累。
动辄几千万两银子，看起来颇有文化考量，而且也是为了彰显地方知名度，但权力寻租，公器私用的现象并不罕见；因政绩起始，以烂尾告终的项目也不在少数。“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古人这句话，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