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在蛤蟆石下边，我随便捡块石头一扔，竟然打中了一只水雀儿。
我不太敢相信这件事。它们像一串铃声在小溪上闪动，空气根本来不及保存它们划过的银白色轨迹，更不用说触及它们本身。我的靶子又不准，比在溪里捉青蛤蟆的平仔和哥哥都差。而我随便扔出的一块石头，竟然击中了其中一只，另一只惊惶地叫了一声飞走了。
被击中的水雀儿坠在不远的地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它黑底子上面缀着两片银羽的身体已没有声息。
我忽然感到不安。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不是因为我的靶子准，而是一只水雀儿在我手下失去了声息，变得一动不动。它不是一只麻雀，甚至不是一只燕子，而是一只更轻灵的水雀儿。我从溪里叫来了光着身子的平仔，让他看我脚下的雀儿，直到这时他才相信，我真的打中了一只水雀儿。
他想去拿打火机，把这只水雀烧了吃掉。打火机带着的目的是烧蛤蟆腿吃，但在溪里忙活了半天的平仔并没有逮到青蛤蟆。
烧雀儿吃是常有的事，我和平仔一起吃过冬天撑筐子捕到的画眉。但不知为何，这次似乎不一样。
“水雀儿不能烧了吃。”我硬邦邦地阻止了他。我说要把水雀儿埋起来。平仔觉得很奇怪，和我争了两句。我说这只雀儿是我的，平仔无可奈何，也就回到溪里继续抓青蛤蟆了。他放弃的原因之一也是我说的，水雀儿的青白色羽毛下面没有多少肉，这样飞起来也才能快捷。
我就地挖了一个小坑，把无声的水雀儿埋了起来。因为怕翻地，选了一块大石头下面的地方，这里的土有点硬，我挖了好一会儿，才盖得严实，还要避着溪里平仔眼睛的余光，怕他过后又挖出来烧掉。
这样的举动在小伙伴里显得假过场，会被拿出去说，但那天我没法顾及这些。
很多年以后，平仔才告诉我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忘记，一点印象也找不到。但过后却想起来，知道这是真的。我像埋水雀儿一样，把这段记忆埋在了一个地方，到多年后才取出来。
那时我们在筲箕凹的老屋里烤火，父亲提到了母亲的去世。
父亲说，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夜里忽然醒来，对爸爸说，刚才哪么看到邹庭长，站在医院门口叫我，我答应了一声。爸爸问，是法院的邹庭长嘛？母亲说是的。爸爸说你做些啥子瞎梦，邹庭长是死了的人，他哪么叫你。
邹庭长是广佛第一任法庭庭长，小时候我喊他邹叔，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婆孩子都在县上，工作忙不常回去，老婆孩子也从没上来。邹庭长平时总是骑一辆加重自行车，车篮里带一个猪皮公文包，下乡办案子。自行车往往摇摇晃晃的，是邹庭长喝了啤酒，脸上也挂着点酱油色。那时候喝啤酒的人少，大家说是像涮锅水味，邹庭长不嫌。
我考上高中时他死了，死的原因很特别，说是巴山垭子有个人配药酒毒死了一只豹子，被人告发，邹庭长没收了那人的药酒，提回来随手搁在床底下。那人的药酒是用啤酒瓶子装的，邹庭长平时的啤酒瓶子也搁在床底下，晚上想喝了顺手拿一瓶。过了一段时间，邹庭长床底下的啤酒喝完了，顺手到床底一摸还有一瓶，半夜时分脑子迷糊，想不起来哪里来的，顺口就喝了下去。才喝了一口，知道不好，赶紧吐了往医院跑，那是毒豹子的酒，人哪里经得住，倒在医院大门上了，任凭向医生洗胃也没救转来。
母亲说是哪，我答应了一声就想起来，他是死了的人，哪么叫我呢。我就一下子吓醒了，浑身冒汗。爸爸说做梦么，有啥子好怕的，睡觉。母亲却一直没睡着。
第二天上午，塘防街的杨家女人来看病，母亲对她讲了这事，杨家女人大惊小怪地说，哎呀，你不该答应，死人叫你你怎么能答应。妈妈有些不高兴。杨家女人又后悔了，说自己不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