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高高的台阶旁立着一根木头杆子，上面接着一个用铜质的圆孔蒸笼片做的信号接收器。晚间，一家人围坐着看电视，电视一旦出现雪花了，就得跑出去晃一晃杆子，别人晃还不好使，只有二哥才能晃出清晰的画面。上房修理信号接收器也是二哥的事情。屋顶是二哥的“秘密基地”，他有时候一言不发地坐在上面看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沿着他的视线看去，就是前院几家邻居的房顶，以及家门前不远处的岸边白杨林和河对岸的萋萋荒草罢了。他有时候还会站在屋顶上，拿着小灵通，在冷风中哆哆嗦嗦地和人打电话—那里信号最好，在通话费每分钟一两毛的时代，能这样打一小时的电话，想来对方应该是位姑娘。
那时候的哥哥们，正处在对远方怀有前所未有的强烈渴望、对爱情这个词语不再羞于启齿的年纪。录音机里，一整个寒假都在放任贤齐的歌，听着那些歌，作为小孩子的我对他们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二哥是村里的帅小伙，他的右眼上面覆盖着一块紫色的胎记，但仍然不能阻止村里的姑娘们背地里说他“侧面刘德华，正面周润发”。我那时年纪小，对他的帅气程度没有什么概念，只记得他挺臭美，裤子的后口袋里总装把小小的梳子。
现在的他快要谢顶了，也有了肚腩，有着和我爸一模一样的鼻子和嘴巴，“外甥随舅”这话确实不假。同样的嘴型和鼻梁也遗传给了哥哥的孩子和我，想来基因真是很神奇的东西。
姑姑家在村庄的最西边，大门正对着伊犁河某条清澈见底的支流。穿过门前的石子路，先是一条很陡的大斜坡，在我的记忆里，那条大斜坡有楼房那么高，以至站在坡顶看从坡底使劲探出头的白杨林，就像一盘挤在一起的蒜苗。大斜坡被我们滑出两道玉石般的冰溜，有时候是拉着爬犁上去，再坐爬犁滑下来；有时候只是坐着一个编织袋，尖叫着，一滑到底，撞在某棵白杨树身上，抬头仰望才知道它高耸入云。
冬天的村庄里，宴席一场接着一场，它为常年寂静和繁忙的村庄带来干净、体面、热闹和吉庆，也为当年生活贫瘠的农村孩子们带来很多深重的意义，比如对家族群落的共同认知，以及众多伙伴一起疯玩的难忘回忆。
那个冬天的最后一场婚礼，是庄子里二爷爷家的女儿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房门口等着婚礼仪式结束，有人端着盘子出来抛撒糖、红枣和核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大家抢成一团。
宴席间一起玩耍的众多孩子里，我至今只清晰记得一个小男孩，他戴着孙悟空的面具，耳朵尖冻得发红，说话时有青海口音。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初恋”。
穿过白杨林，就是那条伊犁河的支流。每天，这个小小的河谷村庄在晨雾之中醒来，白杨树的枝杈上挂满了白毛毛，那是和雾霾完全不同的东西。清晨的寂静中透出几声鸟叫。
河的对岸是茫茫荒草，不见边际，那里仿佛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玫瑰色的夕阳缓缓跌入荒草中，在我们目力不及的地方，她化作身姿曼妙的公主，身着镶满黄金和钻石的华服，去参加一场晚宴。那时，我从库房藏糖果的箱子里找到一本《一千零一夜》，在认不全的字里行间，一个梦幻神奇的异世界若隐若现。
我蹲在河边，眼前出现了仿似《一千零一夜》里的某个夜晚的错觉。但也可能不是错觉。潺潺水声中，我双手抠起一块冰封的石头，在石头下面的碎冰里，我看到一丝柔软的绿草，我那年幼的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从未有过的哀愁，为对季节嬗变的初次深刻感知，也为即将到来的离别。
我的小村庄看起来依旧冰天雪地，但在大地的深处，春天已经开始悄悄蔓延，我也是时候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