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礼多人不怪”。中国是礼仪之邦，对于“礼”的推崇古已有之，关于“礼”的论述多如牛毛。礼，既有制度文化层面的大礼，也有日常生活的小礼，但无论什么礼，把握“度”都非常重要。
西周时期，周公因辅佐年幼的成王，便由他的儿子伯禽担任鲁公。伯禽三年后才来朝汇报工作，问其缘由，乃说：“变其风俗，改其礼仪，要等服丧三年除服之后才能看到效果，因此迟了。”姜太公则被封于齐，五个月后就来汇报工作了，周公说：“你为何这么快？”太公说：“我简化了不必要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去做。”周公叹息：“唉！鲁国后代要为齐国之臣了！”
《三国演义》中曹操想讨伐袁绍，又害怕力不能及，便向身边谋士咨询，郭嘉指出“绍有十败”，其中首败便是“繁礼多仪”，没用的形式主义太多。道理也很简单：礼节太多太繁琐，老百姓就会被疏远，而去除一些不需要的形式，政令就更平易近民。
再从人际交往上看，“礼多”也有诸多负面效应，某些多余的“礼”还会讨人嫌。春秋时期的鲁相公仪休很爱吃鱼，有人便给他送去了鱼，公仪休却拒绝了，并说：“现在我做国相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这条鱼而丢了官，以后还吃得上鱼吗？”
对于普通的人来说，“礼”多也会心累。《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有来有往，是礼之妙味。《诗经·木瓜》则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回报的东西价值比受赠的东西高得多，这也体现了国人待人接物的高尚情感。正因如此，馈赠更得有度。当今社会上的“随礼”之风愈演愈烈，送礼者追求贵重，回礼者更加一分，礼金不断上涨，反而成了许多人的负担。行礼倘若没有节制，对受礼者未必不会造成困扰。
所谓“礼轻情意重”，生活中，“礼”的多寡并不应成为衡量感情深浅的标准。唐朝名将薛仁贵年轻时穷困潦倒，多赖同乡的王茂生帮扶，后来，薛仁贵立下战功受封平辽王，权贵们都备着重礼前去庆贺，薛仁贵全部谢绝，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王茂生托人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却当众喝下三大碗：“我知道王兄贫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
诚然，生活需要仪式感，生活也需要礼，待人处世离不开礼的约束与加持。但有时候，礼过多反而更像是一种加载更多势利的表演，也会使“礼”失去原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