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名声为缺失“站台”

一个人有名声是件好事。名声与声名不同，声名可以源于炒作，名声却依赖本事。人们尊敬真正的名人，但尊敬的未必是你的地位，十之八九是你的人品与才华。只是人在某一方面有本事，名声非凡，并不意味他事事厉害。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有了名声之后如何对待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两位杰出学者的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

1980年，陈寅恪的家人找到钱锺书，想请他为陈寅恪的墓碑题写“陈寅恪先生之墓”这几个字。陈寅恪比钱锺书大二十岁，算是前辈学人，同钱锺书父亲与本人都有一些交往。钱锺书虽然未必认同陈寅恪每一项研究，但对其学问却是非常钦佩的。他自然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书法虽然有一定造诣，但平时写大字的机会不多，于是他在王羲之、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家的书帖上分别找到相应的字，一个个临摹。练习了许多次，自己还是不满意。他觉得自己的字太丑，必须回绝陈寅恪的家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字写得不是很好，平时写小字还行，还能够凑合，但大字我确实驾驭不了。陈先生是三百年之大家，我恐怕贻笑大方，有辱陈先生英名。”不久，钱锺书不敢题字一事就传了出去，大家对他的睿智肃然起敬。

范文澜是中国当代顶尖的历史学家之一，着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书，被誉为“新史学宗师”，其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眼光犀利、剖析独到，极具深度和说服力。范文澜先生深知自己长期的兴趣在史学研究方面，行政才华并未得到相应拓展，因此遇到邀他做官的事情，一概谢绝。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时，请他做副院长，范文澜说自己没有行政能力，做副院长不能称职，有关部门只好另选他人。当时没有社科院，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数学部、化学部、物理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请他做后者的主任，他依然没有答应。即使后来有关部门做通他的工作，让他担任了中国近代史所（又名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所长，他还是将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交给刘大年，自己一心一意带领助手编撰历史着作。

钱锺书与范文澜两位老先生所从事的工作区别很大，一个研究古典文学，并创作小说、散文；一个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但他们获得巨大名声之后对待自己的缺失却是一致的：毫不掩饰，更不利用名声为之“站台”。

一个人要做到不利用名声为缺点“站台”，真的很不容易。人的名声一大，耳边听到的几乎都是赞美的话，这些好听的话有的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欣赏，有的不过是世俗的吹捧。虚荣的人可能将吹捧当事实，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只有明智的人才能拨开迷雾，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明察自己的优势与缺失。

我们还得对个人利益保持适度疏离。人是一种动物，是动物就必须消耗一定的资源，不可能对利益完全无动于衷。有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有缺点，只是对利益的追逐动摇了他们的理智，使其作出的抉择走到了名声的反面。消除过度的利益之念，我们才会在乎羽毛之洁白。

勿让名声为缺失“站台”，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用到优势项目上，一个人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出更大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