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离家上学，在众人的护送下于太原火车站登上列车，还没等落座就被迎面而来的一位穿着警察蓝中山装的小青年撞了一下，之后就发现自己已被扒窃，丢失了学生证和车票。而此时火车已开动了，于是期待中的在窗口挥手惜别立马变成了现实中的惶恐失落，非常败兴。这个缺德的蟊贼偷走的不仅是一张车票，更是青春叙事中一个辉煌的片段。从此以后，在这种环境中，我会很快把自己变成一个旁观者，隐藏起来观察这个复杂生态。绿皮车厢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社会，现实中所有的一切在这里会变得更强劲、更醇厚。
有一年夏天的夜里，我去哈尔滨站送一位山东的同学回家，刚刚帮他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火车就开动了，看着窗外那一幕幕渐成动画的站房和站台，我的大脑立时一片空白。幸好马上在车上结识了一位家住哈尔滨道里区地包、虎了吧唧的商贩大姐，跟随她在45分钟后小停的双城堡下了车，再搭乘夜里另一班抵达哈尔滨的火车回去。
这一次误打误撞使我进入了另一个灰色的社会群体中，那个深夜里，双城堡站漆黑的站台上聚集着一群匪里匪气的贩子，他们时不时拉开半截车窗，向过往车辆暴力地兜售食品，动辄对旅客谩骂殴打，几近无法无天。而我跟随那位大姐回哈尔滨的一路亦是畅通无阻。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司乘人员和出口验票的工作人员，对她这样的人似乎视而不见，任其自由出入。在车站前道别的时候，那位壮实彪悍的大姐对我大声说：“有事儿到地包找我啊！”回想起来，这句话在那个尴尬的夜里真是非常温暖。
80年代，车厢内的拥挤是所有中国式拥挤最巅峰的形态，它是我对绿皮车厢记忆中巨大的阴影。第一次在北京转车去哈尔滨，我就是从窗口翻入车厢内的，这既是经验又是本能，拥挤文化中完全没有体面的立足之地。拥挤行为的高潮是在绿皮车厢条形的腹部，定员118人的硬座车厢经常会涌入300多人，三人一排的座椅至少要挤四个人，过道里、厕所里、座位之下的空当里都是人。当时，我听广播里曾经提到过一个数据，最极端的时候，中国绿皮车厢中的人群密度是13人/平方米。在这样“亲密无间”的距离里，每一个个体的脸上竟然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因为搭上列车的人们离目标近在咫尺。在这种状况下，列车内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餐车、开水房、厕所都无法正常运行。而这其中厕所无法使用是最令人尴尬的。有一则黑色笑话描述那时拥挤列车上旅客们的极端行为：一次，一位内急的旅客实在忍不住了，就将屁股伸出车窗排便，而此时恰逢火车缓缓地启动离站。负责任的站台工作人员大声呵斥道：“叼雪茄的胖子，把头缩回去！”
这一生中，我目前经历的两次最恐怖的拥挤都发生在大学时期。一次属于暴力型的，是1986年参加“星火计划”，在郑州转乘南阳方向的列车的时候。那一次，自己面对着令人绝望的爆满，但最终不可思议地成功登车。当发车的哨声响起之时，我被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强力塞入了那一堵水泄不通的肉墙之中。那一刻，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人类身体竟能如此密切地相拥。人被困在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寸步难移，来自肉体的压力从各个方向涌来，不可阻挡又必须阻挡。很庆幸，人类的肉身不是流体，还有坚强的骨架，它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了身形的存在。
另一次极限的拥挤是残忍型的。1988年春运期间，我从合肥经济南转车回太原，在济南转签经历一番周折后，我挤入绿皮车厢腹部。由于是无座站票，我只能在人群中一直站着。可是中途上车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车厢成了传说中的沙丁鱼罐头，最后我只能单足着地保持着身体平衡，一直坚持到榆次。那一次感觉时间过得真慢，60公里/小时的车速太慢了，体力和意志在这样慢吞吞的流逝中残忍地消耗着，那是一种不知道何为尽头的痛楚。
绿皮火车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我们这批80年代上大学的人应该算最后一批享用它们的人了，之后绿皮火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流线型的和谐号高铁速度陡然增加了近五倍，列车厢体改成了白色的涂装；硬邦邦的联排座椅进化成了联座，还有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柔和起伏；盒饭配餐替代了午餐肉和妈妈煮的茶叶蛋，在火车上摆开阵势手撕烧鸡、大搪瓷缸子喝酒的景象基本看不到了，或许我们都该为之申报非遗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