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劳动参与率，劳动者在遭遇创伤后的疤痕效应可能更严重。
人们往往认为生不逢时是最悲惨的事，其实“毕业不逢时”也一样。
美国斯坦福大学劳工经济学教授保罗·欧耶尔发现，在经济衰退期毕业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会因为起点低，导致终生收入比经济繁荣期进入职场的个体低150万——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万——3500万元）。就业市场的“摩擦”是极大的。
如果一个人读完MBA，因为大环境不好，没能去华尔街工作，那么他之后再到华尔街工作的难度就会更大。
中国这几届在疫情中毕业的大学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也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来使这个疤痕愈合。不过，疫情只是2022年众多疤痕中的一道而已。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等，无一不在造成长期的创伤。
漫长的愈合之路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经济学人》前编辑、现彭博社专栏作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他们合着的《繁荣与衰退》一书中写道：“金融周期的下行区间总是比上行区间更容易凸显，因为恐惧是一种比贪婪更有力量的情绪——当人们担心自己一生的努力会化为泡影时，这种恐惧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这场危机的侵害。”换句话说，疤痕会渐渐变淡，但很难完全消退。
2021年的前两个月，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3.6%，而全国的数据是增长6.4%。和武汉经济规模相差不大的其他几个城市，苏州是13.1%，成都是8.9%，南京是15.7%。疫情前，成都与武汉的发展条件最为相似，而且这两个城市的相对经济增速具有长期稳定性。从消费看，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恢复程度远远落后于成都，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武汉不是特例，全球多个国家都有过类似“疤痕”：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金融学教授大卫·艾克曼等人观测了巴西等5个新兴国家，以及美国等19个发达国家自1970年以来经历各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情况，分析了50年（1970—2019年）的数据，发现这些国家从“疤痕”中恢复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慢得多，一次重大冲击的拖累时间可能长达10年。
而受影响的经济体在10年间的实际GDP增长率会下降4.25%。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储蓄率持续10余年一路上升，英国持续了6年，欧盟持续了4年。
为什么在遭受巨大创伤后疤痕难以彻底愈合呢？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在经济严重衰退期间，社会整体利润率大幅下降，会给一部分刚进入市场但未来可能有更大潜力的新企业造成伤害，导致这部分企业被“错杀”，进而阻碍新企业进入市场和创新的速度。衰退时间越长，对企业的扼杀越彻底。其实，繁荣经常是和冗余相连的。
第二，长期、大面积的失业问题会影响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就像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必须通过完成足够多的手术才能被培养出来一样，人力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在干中学，没有干的机会，人力资本会迅速折旧。同时，高失业率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的错配，导致“能搞原子弹的去卖茶叶蛋”。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说职业无贵贱，但从社会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的错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下降。
第三，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和居民都会丧失投资和消费的动力，更不要说增加在创新上的投入。尤其像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重大冲击，改变的是人们长远的心理预期，这将造成长期总需求的重大缺口。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个缺口很难自然愈合。
中国经济在2023—2024年可能会面临一个带疤的恢复期，和一般经济周期下行的负向冲击不同，疫情冲击对中低收入人群、小企业和新企业的影响更大。如果面对疤痕效应，政策层面不能有清晰的认识，不能对症下药的话，这个恢复期可能会更长。相应地，不管是企业、家庭还是个人，可能都需要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