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西北，小城的农业、工业都不够发达，各种店铺、作坊、小摊共同织成了小城生活的内在肌理。榨油、烙白吉馍、磨面、轧面、发豆芽、踩缝纫机、做麻鞋……小城生活的枝枝蔓蔓，都被扦插成五花八门的作坊，它们是县城隐蔽的轻工业。买东西不用去超市，只需要去山货市场或是“西关”“东关”的街巷，甚至可以直接去手工人家里。这样的买卖原始、简单，经过千百年的传承，组成了中国的无数个县城。
如果要问中国工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想，也许就在小巷子中的作坊里。而我家的豆腐坊，也是其中一员。
一
父亲做豆腐是半路出家。初学时，父亲的成果让人不忍直视：磨出来的浆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豆腐要卖相没卖相，要口感没口感。那段时间，我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是豆腐的残次品或半成品，所以后来我不喜欢吃豆腐了。
在生活的重压下，父亲全身心扑在了提高手艺上，很快，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我们也终于告别了顿顿吃豆腐的日子，我和姐姐很是开心。
学艺成功后的2006年，父亲掘了旧院西边的一块小菜园，和泥垒砖，盖起一间厂房，从外面拉来一台磨豆浆机，又自己动手焊制了一架蒸箱，配备了一些手工器具，如竹隔、沙笼、木围、千斤顶等，我家的豆腐坊算是建成了。
黄豆泡久了不出浆，因此夏天时要在凌晨3点泡黄豆，气温高泡发快；冬天时虽可以在睡前泡黄豆，但也要凌晨五六点起床，冻得耳朵疼。
在西北地区早起磨豆子，无论春夏秋冬都很磨人。磨黄豆需要有眼力见儿，一个人得掰成三个人用。磨豆浆机不能空转，否则容易烧坏，这边机器里的泡发黄豆没了要加，那边接生豆浆的水桶满了要换，换三桶豆浆的工夫，磨盘出料口的豆渣又堆满了，亟待清理。在豆腐坊的另一头儿，锅炉烧开满满一大桶熟豆浆，正等着倒换……这些活儿一环套一环，分心不得。
“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我深以为然。9岁起，我跟着父亲在豆腐坊里打杂，因笨手笨脚，免不了被他斥责。而姐姐操作磨豆浆机不消父亲教，看两遍就会了，干起活儿来甚至比帮工的大人都要强。
二
我家的豆腐坊不单做豆腐，豆皮、豆卷、豆干、五香豆腐、豆腐泡等豆制品也一应齐备—它们比豆腐更能卖出好价钱。
2008年之前，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制作，极为耗时耗力，但父亲每次做时我都站在旁边看得入迷—他取来长约半米、宽20厘米的小竹隔打底，配以成套的长方形木框隔档，上面悬一大卷长条厚纱布，扯过一头儿，端正地搭于木框之中，这时父亲一手捏铁瓢舀豆花，一手拿“竹蜻蜓”摊匀薄厚。他身材矮小，做这种工时更加费力，只见他小臂青筋突显，伏腰像画沙画，抹完一层，拽出新的一段纱布覆在豆花上，后复折一层，继续加豆花、抹平，再盖布……
父亲本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在做豆皮的时候难得的安静，我也愿意凑在他身旁瞧。因长时间弯腰，父亲常常腰痛得直不起身，一发作，他就唤我快点儿给他贴止痛膏药。所以我家的豆腐坊里除了黄豆的清香，还弥散着隐隐约约的膏药味儿。
地面上豆水四溢，机器的嘶吼、父亲的指令、潮热的蒸汽、黏糊的汗水一起裹束着我。父亲、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氲中相互配合。话痨如我，常常耽误了活计。姐姐处处管着我，她干脆利索，最烦我这个黏人精。做豆腐本就苦闷，三个人在80平方米的作坊里头低头干活，一句话不说，苦闷更甚了。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在重复，不光是我感觉憋闷，父亲的脾气也逐渐翻滚，时常与我们发生争吵。
姐姐性格执拗，一言不合便甩手不干，反锁屋门生闷气，任凭父亲谩骂，她都如秋风过耳、岿然不动。我就惨了，父亲会将对姐姐的那一份怒火一并发泄于我，我一边做活儿，一边还得当“出气筒”。为此我俩动辄怄气，我也想模仿姐姐甩手不干，可骨子里是个软柿子，父亲几句话便能击破我的心理防线，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去干活儿。
年幼做不了重活，人又憨傻，我常常被姐姐派到西北角储放豆皮的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枯燥，极考验耐心。热腾腾的豆皮好剥，冷了就会粘在纱布上。新鲜出炉的豆皮因为含有大量的水汽，一不小心就会被撕破，撕破的豆皮卖不上钱，只能后续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
所有豆制品中，豆皮尤为好卖。这样一想，我心里就释然了，自己杵在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的“含金量”一点儿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的低。但我毁掉的豆皮数量见长，父亲一检查，便会开始打骂，所以我极度厌倦豆腐坊，厌倦干活儿，厌倦父亲轻蔑的眼神。
做豆腐利润微薄，为了多挣钱，只能多做、多出货。货多了，母亲的小三轮车自然放不下。为了开辟新市场，我家又添置了一辆三马子（三轮机动车），父母一个在自家小摊固定出摊，一个上午于附近豆腐坊忙碌，下午奔波在各个村庄。
父亲带着我，从县东头儿的沙沟地往返于县西头儿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镇，一路喇叭、吆喝声不断。三马子马力小，到不了太远的地方，我们只能在县城周边绕，赶各村镇的大集。如果第二天确定赶大集，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得连夜开工，防止断货。睡得晚，又得起早备货、装货，我时常眼冒绿花，被父亲一笤帚扫下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