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就业难、住房和儿童保育成本上涨等原因，韩国年轻人大多选择不生孩子。相比起儿童和家庭的自由权利，他们更愿意为企业和商家，以及个人的权利买单。
愈演愈烈的“无孩童区”现象，也在提高养育子女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出生率的下降。但成人和孩童的权利，不应该是对立的。
城市里的孩子该去哪玩？
生活在城市里，孩子应该去哪玩？这不仅是韩国家长面临的难题，也是对整个东亚的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问。
过去70年，全球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也重塑了人口结构和公共生活。如今的家庭关系，高度依赖消费社会，当今育儿成本和儿童保育观念，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
以前的孩子不需要专门的付费游乐场所，也没有那么多华丽精美的商铺，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玩具。而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周末大多被圈在某商城各色波波池、人工沙池里玩乐，家长则在圈外刷着手机，一脸疲惫。
儿童空间的商业化成了一种新趋势。尤其在上海、天津、新加坡、首尔、东京等东亚城市，越来越多的亲子商业空间正不断涌现。
在国内，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城市亲子业态：某城市小区附近的商城，完整配备了为儿童量身定做的商业服务，包括母婴零售店，儿童服装店，儿童娱乐场所，绘画、趣味英语、形体舞蹈等课外兴趣班，以及像手工课、展览等亲子体验店。
消费社会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背景下，儿童服务的供应不再完全由政府的公共部门承担。以儿童为导向的商业亲子空间激增，儿童的自由空间反而开始萎缩。
如今，建设一座儿童友好城市的挑战和代价，比以往更大。尤其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在做主要的公共空间设计和规划时，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会优先考虑成年人的需求，很容易忽略儿童。
在国内的主要城市，“付费玩耍”成了一种常态。但基于欧洲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喜欢免费的公共空间，这些场所对于他们的认知、体能、情感和道德发展都有好处。
早在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就提出了“儿童友好型城市”（CFC）的理念。从2016年起，中国就将它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
在这一点上，荷兰鹿特丹倡议了至少十年。此前，不少家庭从这里出走，鹿特丹甚至曾被评为“荷兰最不适宜抚养孩子”的城市。但现在，鹿特丹拥有大约1400个游乐空间，所占公共设施比例高于荷兰其他城市。
这座曾经高度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拓宽了人行道，给自行车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比汽车还高的预算。此外，鹿特丹重新设计了许多公园、绿地、校园、广场和街道，建造了更多适合家庭居住的住房。
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路上，北欧一直是优等生。北欧人相信，“玩耍是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的事情”，这几乎成为了城市生活里的一项基本服务。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城市，他们依照城市环境，将游乐设施融入其中：街道上有篮球场，山坡上建有滑梯。
芬兰首都的阿莫斯雷克斯艺术博物馆，其起伏圆顶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各个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爬上滑下。
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些私人公园转化为公共公园，新建的游乐场数量减少，单个游乐场面积却在增加，设备也得到了更新和升级。
这些建筑语言和环境的感染力，就像无形的软黄金。家长不需要花力气去“娱乐”孩子，他们会很自然地融入空间，成为主人。
素有“美国第一儿童友好城市”之称的丹佛市，就以打造“见学地景”模式闻名。全市46块废弃的学校场地，被改造成充满吸引力、多用途的户外儿童游乐空间。社区入口、阴凉处、自然野生公园、户外艺术等各个场地，都有游戏教育元素的设施。
德国慕尼黑的特色，则是将城市开放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打造极富特色的儿童游乐教育空间。慕尼黑机场就是世界儿童友好型机场的典范。
截至目前，已有1000多个城市和地区获得了“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认证。像德国的游戏场地建设、日本的婴幼儿照护服务、美国的博物馆体系等，都很有参考价值。
国内城市中，走在前列的是深圳。它率先在全国提出系统性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目标，并发布了关于儿童友好型社区、学校、图书馆、医院、公园、母婴室、出行系统七大领域的建设指引。
但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包容”，不应止于口号。当社会能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儿童有了足以释放天性的场所，成年人也有安静放松的自由空间，该不该有“无孩童区”，也就不再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