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青眼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自由”。
这话看似有道理，经多次推敲后，却发现这是典型的中产观看视角，对于物质贫瘠的人来说，真正思考的不是自由，而是怎么用自由换钱。
“但最可悲的是，最终陷入消费陷阱的往往也是同一批人，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用于报复性消费。”李青说。
凭借留学归国身份成功落户北京，并已成功购房的冯沣，给出“新中产”在中国另一种语境下的解读，即许多拥有新中产身份的人，多数跟父辈资产积累分不开，若抛开父母的支持，他们俨然化身“新穷人”。
冯沣家附近山姆与盒马两家超市隔岸相望，共同成为她每日的食材来源。
山姆超市的会员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作中产进阶门槛。每年260 元的普通会员费即可劝退一部分低收入人群。
冯沣早早就成为了山姆会员，但她仍无奈地表示：“进了山姆也不敢随便买。一块三文鱼加两块牛肉就四五百元了，两千元的东西一个人拎很轻松。”
因此，她只在山姆买三文鱼和猪肉、牛肉类产品，其他进口产品几乎看都不看。“成箱的水果也很贵，不合算。不如去对面的盒马。”
纪录片《无节制消费的元凶》中提到，焦虑、恐惧是无节制消费的集体帮凶——为了让你花钱，商家会想方设法给你制造焦虑。
在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那就是很多女性尽管经济条件一般，但在选择口红时，仍然会优先选择如迪奥、香奈儿等奢侈品品牌。
她们给出的理由是：“算是入嘴的东西，（便宜的口红）担心成分不好，有毒。”
按照官网信息，这类奢侈品品牌口红的单价多数在350—450 元之间，仅从价格上看，这不属于大项支出，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
但在“沪漂”新中产徐嘉怡眼中，这算是奢侈行为：“我理解的一个消费标准是，如果你是购买Gap 的消费水平，那你的美妆产品是应该对标美宝莲的。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中低产都会买一个大牌的。”
徐嘉怡认为，半奢侈半穷酸的消费模式在自己生活中一直存在，就口红这个产品而言，她坚持选用平价品牌，口红颜色好看、适合自己是她最大的诉求。
“欧莱雅、KIKO 的口红成分和奢侈品品牌应该也差不多。”
她不否认，我们使用的产品自带社交属性——你所选用的衣服、手机、项链、口红等的品牌，有时候也会决定你的朋友圈。
但随着年岁渐长，人际关系相对稳定，她选择忽略这一社交属性：“我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做什么工作、大概处于什么阶层，身边朋友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虚荣的，我也从不会觉得丢脸。”
成为习惯以后，哪怕是见约会对象，徐嘉怡也只会采用白T、牛仔裤等简单搭配，“这样能让对方的注意力集中在谈话上面”。
中产精致穷，是一种理性
在近期的奢侈品新闻里，LV（路易威登，全名LouisVuitton）可以说是赚足了噱头。
先前，LV 在上海市中心联合三家咖啡店，推出“限时书店”快闪活动，而根据价值推算，最少要花580 元买书，才能得到一个LV 帆布袋赠品。
但人们争相排队购买，这被一家媒体评价为“又蠢又穷又虚荣”。
而后，因恶搞知名品牌而出名的创意公司MSCHF，推出一款尺寸仅为657 微米×222 微米×700 微米的LV 仿制手提包，它比一粒盐还小。
MSCHF 声称，买包附赠显微镜。最终该“LV 包”以6.3 万美元的价格，在拍卖会上售出。
连《纽约时报》都忍不住讽刺：“这是什么鬼？给蚂蚁背的手提包吗？”
更早的一则新闻则是，喜茶与奢侈品品牌FENDI 合作推出一款联名饮品。
因配套黄色纸杯、杯垫和徽章，且提供印着FENDI 英文logo 的手提袋，19 元的奶茶被炒至过百元，让人不由得想到，理性消费是一种能力。
作为中国高尔夫服饰第一股，比音勒芬有“衣中茅台”之称，各大机场的黄金位置，总是不缺它的位置。
新经济IPO 报道：“该品牌一件polo衫最高价格可为5280 元。但由于比音勒芬polo 衫产品‘设计简洁’，经过比对，它旗下880 元一件的polo 衫与5280 元一件的polo 衫几乎看不出设计变化，880 元一件的甚至更好看。”
这个看法偏个人视角，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对于新中产而言，享受生活的前提，是客观认识自身财富。
否则，谁也不知道一步天堂、一步地狱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一位二线城市的80 后新中产母亲说，她也是精致穷的实践者。
近些年，比起买钻石，她更爱买金饰。金饰可以看作一种投资，且比钻石保值。买金饰也成为她为数不多的与奢侈相关的爱好，而其他方面相对朴素。
她之所以两极消费，是为了将自身财富让渡到一儿一女的抚养内容上。
为了让两个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她计划近期带他们去一线城市上学，并在当地购买房产。
由此可以发现，精致穷之于新中产，是固定财富在不同纬度上的权衡分配。
同时，对很多低产或者伪中产而言，拒绝非正式渠道或二手来源的品牌产品的原因是，难以接受被别人看出来粗制滥造而嘲笑自己。
而新中产能实现由奢入俭的关键，正是抛弃了这一顾虑。
“如果这就嘲笑我，那（他的）情商也太低了。谁不想省钱呢？背地里没准儿还想找我要购买链接呢。”李青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