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之前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就对音乐情有独钟了。那时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拍成电影刚刚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一时座无虚席。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该剧当然成了一枝独秀。我听人说已到县城放映了，便趁农闲在一个天不亮的早晨，顶着星辉月光就上路了。几十公里的山环水绕，直到下午才到拢县城。一到拢县城便急着去找地方看剧。其实当时我对这类高雅艺术完全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什么我有兴趣和直觉。当看完这场《红色娘子军》后，我的确是被音乐和表演深深吸引住了。正在兴头上的我一不做二不休，在一家小食店呼噜了一碗面条后，又转进影院看了一场。当我跌跌撞撞连夜赶回生产队时，雄鸡早已叫醒了黎明。一进屋我便一头砸在床上，两眼呆呆地盯着墙角那把糊满泥的锄头，禁不住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在影院里看到的都是那样的美好，可一回到现实咋会是这样的呢？我有些郁闷。可音乐的梦从那天真正开始做了。
不久我回了城，先在一家企业当工人后搞宣教，接着到学校当人民教师，继而转行教育行政管理。不管岗位如何变，我的音乐梦没变。这梦哪知有一天如破茧的蚕，从灵魂暗处飞向明媚的星空。那时我早已不满足只被动听听音乐会了，我想主动起来，凭借自己对音乐还有一点敏感和储备，用自己的双手来掌握提琴这件心爱的情感武器，用自己的热爱来解释我对这个世间的认识和思想。于是，我软磨硬缠父母买琴。经不住软磨硬缠的父母最终花了一家五口人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作罢。当我抱着父母从“老胡开文”送来的这把檀色的小提琴时，竟一时热泪满眶无语。接下来我又跑到新华书店，买来一本红色封面的《红色娘子军》总谱，天天无师自通对照练起来。那时工厂经常停电停产，我不回家，和工厂附近一个农资仓库的保管员称兄道弟打得火热，他就腾出一间屋来给我练琴，我也顺便陪陪他练书法。平时我结交音乐的朋友也多，经常呼朋唤友、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开家庭音乐会，公园和广场都去过。我还利用倒班的时间在厂里的宿舍拉琴。我那时爱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还拉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马斯涅的《沉思》，以及贝多芬的《G 大调小步舞曲》等等。由此吸引了很多工友循声来我寝室听赏。他们说，你拉得好呢，优美呢，再多拉几曲给我们听嘛。对这个要求我当然有求必应。那时，我家住在长江边，许多个夜晚，一间十五六平方米小屋响起的琴声，都会飞向洒满月光的河滩，飞进那些摆渡人的耳朵和心里。常常有人驻足我的窗下聆听，也有想学琴的谦谦叩门而来。我的结发妻子，就是我教一位同事的孩子练琴时，那缠缠绵绵游丝般的琴声飘进隔壁她家的窗棂，之后牵扯下的“情缘”。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不可能经常听到音乐会。“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是我趁外出学习考察的机会，去大城市里听。每到一地，我都八方打听哪儿有音乐会。我上北京，到国家大剧院听过一场由世界着名印度籍指挥家祖宾·梅塔，指挥以色列交响乐团演奏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在深圳，在有邓小平铜像的莲花山公园附近的深圳音乐厅，听过由阿根廷着名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依姆，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还去过北京新桥剧场看过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法国芭蕾舞剧《吉赛尔》，去上海外滩附近的“人民大舞台”看过由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芭蕾舞剧《雷雨》。我看芭蕾舞，当然主要还是奔着乐池里的音乐去的。我听音乐会向来有个习惯，就是提前一两个小时进场，先到乐池边扒着围栏看看乐手编制，看看乐器摆设，感应感应音乐会演出前的氛围，热热身，为正式听赏做准备。这些年，我听音乐会，说老实话花销不菲。我这个人其他方面节约，这方面我可舍得。这也算是人生中的高扯低填吧。
可毕竟现场听音乐会太难太奢侈了。
于是我就想法去购买音乐会的音像制品来听，把一场场音乐会从各地遥不可及的音乐厅搬到自己家里面来开。这是个不错的办法，绿色、低碳、环保，还可持续。我去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成渝等地，就专门花时间去专卖店选购。很多年来我选购了很多我喜欢的独奏会、协奏会、室内乐、交响乐、歌剧等大量唱片碟片，古典的和现代的都有，国内的和国外的都齐，家里的书柜和抽屉被我塞得盆满钵满的。央视音乐频道每晚11 点左右的名家名曲系列音乐会，虽时间很晚了，但我照看不误，如痴如醉。
我听音乐会，不完全像专业、内行那样听，而是从音乐中听回忆，听想象，听感觉，听人生，有欣慰，当然也有遗憾。可不管怎样，音乐会一听就忘乎所以，让我天天“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