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因为那时候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谄笑，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什么型号的内衣，男同志彼此知道，女同志彼此也了解。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难题，领队随意搭配，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老辜是斯文之辈，皮肤白净，戴着眼镜，是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他就抬头笑笑，无论对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岁了。他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
他拎起帆布包，表示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我们住双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他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排一排放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这一套动作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擦个遍，还清洗了鼻孔。然后他将剩水端回房间，坐在床沿上，褪去有点发硬的袜子，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浸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迹。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呼噜呢？那个传言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着一切。那时候是20 世纪70 年代末，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冈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
可我还没有睡着，他就开始响起声来，像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播放、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节，那个波段放一节。先是一种像哮喘发作一样的、由隧道穿越而来的风声，越来越近，却突然停住，又高起八度，变成了一种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嚎。然后，“某某电台现在播报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了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各种旋律此起彼伏，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的嘶叫声，黑胶唱片上托出的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声，小夜曲、咏叹调，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如哨子，时而如闷雷，时而如狮子，时而如泥石流，时而如狼嚎，时而如乌啼，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癫癫的，毫无理性，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出乎意料，令我啧啧称奇。
我躺在他旁边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那部交响乐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但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招魂，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段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黑亮的胡须，又像一头黑猪，竖着寒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独自欣赏这样的交响曲未免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其他房间，只是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啊，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上衣服就来。反正醒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
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水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他判若两人。我们蹲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按下了录音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