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不鼾(2)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两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的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仿若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扑通”,像堵墙一样倒在地上,头颅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们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副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个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地眨巴着眼睛,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那时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老张,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立刻放给他听。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他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声!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配有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几位听众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做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从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交响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甚至比它更加完美。

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当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个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无一遗漏,准确到位。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

我们筋疲力尽,七个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听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人。他耳朵内部安装有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鼾声一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缸子站起来走了。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时声音很小,如蚊子般,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声音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个人。这个案件无法被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背地里给老辜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拿着搪瓷缸子走来,吹吹从缸子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出差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轮到他出差时,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那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即便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也不多。而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