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两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的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仿若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扑通”，像堵墙一样倒在地上，头颅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们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副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个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地眨巴着眼睛，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那时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老张，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立刻放给他听。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他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声！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配有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几位听众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做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从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交响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甚至比它更加完美。
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当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个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无一遗漏，准确到位。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
我们筋疲力尽，七个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听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人。他耳朵内部安装有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鼾声一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缸子站起来走了。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时声音很小，如蚊子般，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声音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个人。这个案件无法被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背地里给老辜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拿着搪瓷缸子走来，吹吹从缸子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出差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轮到他出差时，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那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即便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也不多。而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