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把这笔费用预支出去，比如，发现异常家庭的未成年人就及时进行社会救助，使之不流落街头、不辍学；开办特殊学校，对生活状况异常的少年及早进行社会干预，将其收容，进行基本的教育；资助那些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志愿者，让他们去关爱那些亲情缺失的少年……
把这种主动的预防性投资与被动的司法活动权衡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预防犯罪比打击犯罪更有价值。所以，与其盖监狱，不如盖学校。我们要尽量在孩子违法之前把他们看护起来，不要等到他们违法之后再送到监狱去。如果父母不管孩子，社会一定要管。
英国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要减少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必须解决逃学问题。因此，英国规定警察发现该上学的孩子在街上游荡时，有权把他们扣下来，送到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指定的地点。如果没有家人管他们，就送去寄宿学校。如果有监护人，但管不了他们，就要更换监护人。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安定的维护。
“偷拿是孩子犯罪的最初表现形式”
我曾经在《今日说法》点评过一个案例：有个男孩才十一二岁，就把街坊邻居偷遍了。他什么都偷，自行车、电饭锅、剃须刀等，只要能拿走的就都拿去卖了，然后买吃的，买烟抽，去网吧玩。
邻居天天来告状，他父亲没办法，最后就拿一根铁链把他拴在床上。但他一点也不在乎，吹着口哨在床上玩。
邻居见他好几天没惹祸了，一看是被拴在家里了。孩子老这么拴着哪行啊？邻居就向街道办报告，街道办就报警了。
警察来了就说：“你这样侵犯了孩子的权利。”
他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他。我还得出去挣钱，不能老看着他。我要是不看着他，他就出去偷，人家就来告状，我还得给人家赔。我没钱，赔不了那么多。”
他父亲是从外地来广东打工的，需要挣钱养家糊口。警察一听，觉得这件事还挺难办。
这件事惊动了当地的共青团组织，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的人就来了，然后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找了一家心理医院，把孩子送去那里进行心理与行为矫正。
孩子进入医院的第一天，几乎所有病房都被偷了，放在桌上的香蕉、苹果等都不见了。女护士一说他，他就对她又打又骂。
有人提议把他捆起来，但医生说：“家里用暴力都管不了他，我们这里不能用强力手段。如果我们这样做，就重复了他父亲在家里对他所做的行为，那是无效的。”
这位医生非常专业，就仔细观察这个孩子，发现他特别爱吃，凡是好吃的，见什么就偷什么。
在我看来，孩子最早出现的偷拿行为，往往具有与他所偷东西相对应的匮乏现象。比如，爱偷吃的东西，意味着孩子早年被疏于照看，经常挨饿。这种孩子一开始是因为饥饿才偷的，用偷来的东西换吃的，后来就偷开了。偷拿往往是孩子犯罪的最初表现形式。
这位医生发现这个孩子的特点后，就设计了一个矫正方案。孩子每次表现不好时，比如骂人、打人、偷东西等，医生就在黑板上画一道。第一天，那个黑板就画了四五十道。然后，医生把他领到黑板前，说：“咱们数一数你今天做了多少错事。”
孩子刚开始低着头不听，医生就告诉他，只要他改正行为，每减少5道、10道、20道，就奖励他不同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医生每天就领着他数数，看今天比昨天少了几道。哪怕只减少3道，医生也会奖给他一小块糖，然后告诉他想吃巧克力的话，还要减少10道。
这个方法奏效了，孩子很有动力去改正不良行为。一个月后，黑板上的竖道就不足20道了。接着，医生还提出其他要求：如果他想要一个东西，要先征得人家的同意；如果他想跟人玩，要先跟人家商量，不能马上就抢玩具……
三个月后，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有规矩了。有一天，他跟护士长说：“我想回家。”
护士长听了特别高兴。因为他在这里有好吃好喝的，还想回家，说明他的情感恢复了。
医生又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他没什么问题了，就叫上共青团组织权益部的人，一起开车送他回家。然而，他们却扑了个空。他的父母已经搬家了，却没有告诉医院，也没有通知公安机关和共青团组织。
他们就向街坊邻居打听，又到派出所查访，好不容易才找到地址。当他们领着这个孩子走到他家门口时，他母亲正好从家里出来，手上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还跟着一个孩子。他母亲只看了这个孩子一眼，连个招呼都没打，扭头就出去了。
他父亲在屋里，医生跟他说：“你孩子想家了。我们觉得他现在懂事多了，不再骂人了，也不打人了，愿意学习了，就送他回来了。”
他父亲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他们问：“孩子回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他父亲说：“没什么打算，就让他上学吧。”
节目播到这里时，主持人问我：“李老师，你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