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给了我什么

我8岁那年,在天津南郊咸水沽镇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按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一个国家新政权的建立不会产生什么认识和思考,但那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永生难忘。

1948年,我父亲带全家到咸水沽镇说书演出,当地一个地痞叫王六儿,听书不给钱还张口骂人。父亲深知,旧社会闯荡江湖的说书艺人是社会底层的弱者,无力反抗流氓、地痞的欺辱,于是找到了善于“打和”的“范爷”,经一番说和,父亲出钱在饭店里请了一桌,才算平息了这场事端。听书不给钱还骂人,封台、捣乱,最后还得请他吃饭,这件事使我们全家人心中都挽了个疙瘩,难以解开。

转眼到了1949年,天津解放了。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冬天,津南咸水沽进驻了“土改工作队”。街道主任安排在我家外间的闲屋住了四个工作队员,他们都是穿着灰布棉衣的共产党干部。自从他们一住进来,就天天帮我家挑水、扫院子,他们经常开会很晚才回来,但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爸爸说:“这共产党的官,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

没过多久,在李家书场召开了一个“坦白大会”,公审地痞流氓王六的罪行。当时书场里座无虚席,立无寸地,全镇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揭发王六的恶行,其中也有人揭发了他听书不给钱还讹顿饭吃的事情……他就是这个镇子的公害。最后,工作组宣布定他为坏分子,劳动改造,定期汇报,天天要拿着扫帚扫大街,收拾垃圾……很多群众说:“这就叫,当报不报,时候没到,共产党一到,坏蛋全得报!”

我们全家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个国家还是讲公理的,这个政党是让老百姓放心的。

新中国让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认识。

父亲一生中经常好说两句话,一句是“下苦功,长能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另一句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地里受罪”。这是江湖艺人的最高奋斗目标。我在20岁就参加了文化主管部门属下的专业文艺团体“本溪市曲艺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领导经常要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我们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再不是为了“显贵”,为了“吃喝”而工作。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文艺应该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

因为我们团经常下厂矿、下部队演出,在这些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1962年,我带一个演出队下乡到本溪下马塘公社为农民演出。下了火车,我们从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往山沟里演,演到尽头叫“施家大队”。演完之后,我问公社的文教助理:“全公社的农民朋友都看到演出了吧?”助理说:“基本都看了,还有一户在紧沟里从来没看过文艺节目。”我说:“怎么可能,他家没有收音机吗?”助理说:“没有,沟里根本没有电,他家现在还点油灯。”我惊愕,忙问:“那家几口人?”助理答:“就一个老太太,原来是四口,老两口一儿一女,后来,女儿嫁出去了,儿子当兵了,她老伴死了,我们劝她搬出来住,她说什么也不出来,说在这儿住惯了,不愿意离开,并说要和她死去的老伴做伴儿,她老伴就埋在她家房后头。按说,她还是军属呢。我们照顾她,她不出来呀。”

我决定要为这位没看过文艺节目的老太太说段评书,于是,在文教助理的带领下又走了十五里路到了她的家。山坳里,小溪旁,独门院,茅草房。老太太是个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人,公社助理向她说明来意,老太太只是点头,接着我便给她说了一段“隋唐演义”里的评书片段《程咬金卖耙子》。40分钟的时间,我说得很认真,她听得很专注,时而发出笑声。给一个观众演出,这是头一回。听完之后,老太太问我:“你说的那个人,后来咋的啦?”我说:“那就等下次来时,再给您说。”于是我们告辞,老太太送到院门外,脸上的笑容包含着感激。我与文教助理走出老远,回头看时,那老太太还站在院门外,望着我们。助理说:“老太太这是感谢呀!”我说:“应该感谢她,感谢她认真地听了我一段书,她会记一辈子,我也会记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