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房子都是依路而建，大路小路，泥巴路石子路，在苍翠的山野间，长长弯弯的路像是一棵枯黄的藤，细细瘦瘦的枝干上伸出去几支干瘪的茎，上面缀着几粒枯萎果实般的小小房舍。从村卫生室旁边的岔路走进去，是一个缓慢上升的坡地，土坡如缎带般逶迤在山林之中，优雅地打了三个皱褶，第一个皱褶是乡村小学，离马路也就两三百米，学校前门是一片荒地，上面耸立着废弃的碉堡，后门则长着一片槐花树；第二个皱褶是村医大凤的房子，那是一座外墙镶嵌着白色马赛克的二层小洋楼，坐落在山坡背后的中间地带；第三个皱褶就是我家的老房子，坐落在山坡尽头的田野深处，土墙黑瓦，四平八稳，像一只从雨后青翠草丛钻出的扁平蘑菇。
大凤脸蛋很圆，眼睛很大，头发很短，紧紧贴着耳朵，两块颧骨透着朴实的粉红，像极了五六十年代画报上的劳动妇女。说是村医，其实也是农民，卫生室没有病人时，她就带着做老师的丈夫一起到后山干农活，小学背后的那一大块缓坡都是她家的旱田，种满了红薯和玉米。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时常要吃药，偏偏胆小无比，看到药片就紧张，舌头变得硬邦邦的，不停把药片抵出来，死活就是咽不下去，用整杯水喂一片药都不行。大凤就给外婆出了个主意，把药片用勺子碾碎，兑了水给我灌进去，剥了糖衣的药片，哪怕加了白砂糖，依然苦不堪言，更可怕的是还不是纯粹的苦，那苦里夹着各种化合物的怪味，舌尖一接触到药汁，就生理性想吐。打针吃药完全变成我的噩梦，只要看见穿白大褂的人，我就像兔子一样飞奔，哪怕大凤不穿白大褂，笑眯眯地冲我打招呼，我想起她口袋里各种奇奇怪怪的药片，也会害怕地一溜烟跑掉。
世界上怎么会有医生这种人呢？简直像是专为了折磨小孩而来的。每次上学路过大凤的房子，我都会小心翼翼探头探脑，生怕碰见大凤，就连她那位文质彬彬的丈夫，我见了也是低头就跑，完全不想打招呼。可是她家也有我避不开的东西。大凤家养了两条膘肥体壮的土狗，用铁链子拴在大门前，只要有人走过，狗远远地就开始吠，吠声从半山腰传下去，我睡在床上都能听得见。有时候狗没拴，两条狗就一前一后趴在屋前的水泥稻场上，兴趣来了，还会沿着大路跑出来撒欢儿，这时候要是有生人过来，狗就不是吠叫两声的事了，而是会凶悍地追出来撕咬。我每天要从这里过两趟，狗早就熟悉气味了，它们没有追过我，可我还是怕，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生怕狗会追出来咬我，哪怕它们只是自顾自地在稻场上嬉戏，我也是满心警惕，只有走到坡下的竹林，出了大凤家的地界，我悬起来的那颗心才能真正放下。
外公的老房子是在太祖的地基上起的，我家是左边的靠路的五间大瓦房，三爷爷是右边的靠池塘的五间大瓦房，两侧各建有一个养牛的附属屋，两个房子紧紧连在一起，只靠中间的墙隔断，从远处看就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房子用的是土砖，房梁上盖的是龟背一般的土瓦，跟金凤那栋绿油漆白色马赛克的小洋楼不能比，一个是旧时代的乡土气息，一个是西洋化的现代风尚，可是这慢悠悠的古旧质感自有它的魅力——高高的杉木房梁盖着瓦片，透气又敞亮；地上的黄土铺平夯实，用碎瓷片镶嵌出美丽的几何图形；一到春天，土坯墙就成了土蜂的庇护所，土蜂们在外墙被风雨侵蚀出的小孔小眼里做窝，睡懒觉时梦里全是乐曲一样的嗡嗡声。
我怕狗，可是我家隔壁也有狗。三爷爷是外公的隔房堂弟，年纪其实只比母亲大十岁，但是辈分高，母亲要喊三叔，我要喊三爷爷。记忆里的他是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中年人，因为穷，娶不上村里的女孩，只好请人做介绍说了个秭归大山里的山民做媳妇。三婶嫁过来之后，因为交通不便，一次也没回过娘家。穷人往往命苦，她生了二女儿之后，刚出月子就病死了。三爷爷中年丧妻，既没有延续香火的儿子，又没有能力再娶个新老婆，守着老爹老妈和女儿过活，失去了生活的盼头，也就失去了上进的血气，可是对生活的怨气却刻进了骨子里，所以脾气极差。
三爷爷养的狗叫黑子，和主人一样脾气极差，又凶又怂。那狗天天见到我，可我只要跨过稻场的界限去池塘洗菜洗手，它见了就狂吠，像是对陌生人一般。要是来了真正的陌生人，那更不得了，拴着铁链也要不依不饶地扑上去撕咬，就算主人出来迎客，那哐哐哐的吠声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除了三爷爷，别人的话它都不听，三爷爷家的两个姑姑，每天给它喂食，它却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喊也喊不动，拖也拖不走，要让它消停下来，只能是三爷爷的一声怒斥。说它怂，是因为它老实，一开始三爷爷用铁链拴在门前的枇杷树下，专门看着池塘不让人偷鱼，后来不锁了，它也不离岗，不管寒暑都守在池塘边的枇杷树下，只有入夜了才会进屋，别的狗闹春时满山遍野地找伙伴，成群结队在大路上玩耍，它却从不乱跑，只在房前屋后活动，既没有个玩伴，也没有对外界的好奇心。我总觉得它是智商不够，所以才如此矛盾别扭，因这别扭，它挨过不少打。我虽然怕狗，见到它挨打，心里也会泛起同情，并没有多少扬眉吐气的快感。
黑子是普通的土狗和德国牧羊犬杂交后的混血儿，黑背黄腹，头小腿长，才刚满月就被三爷爷捉了来养。家里穷得不见荤腥，黑子吃的是缺乏油水的残渣剩饭，瘦得背脊高耸，吻部尖尖，透着一股倔强。有次一个外地的推销员顺大路走进来，挨家挨户兜售不知名的三无洗发水，推销员刚踏上三爷爷门槛前的台阶，黑子不声不响从屋后的牛栏绕出来，闪电般扑上来，一口叼住了推销员的小腿。推销员的西装裤被狗牙刺破，小腿肚上印出个血淋淋的牙印，哭哭啼啼坐在地上不肯走，非要三爷爷赔钱，狂犬疫苗四针八十几，还要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加在一起索要两百块，三爷爷一年的花销都没两百块，哪里肯出这个钱，两人闹哄哄吵起来。
外公听到争吵声，过去好言好语做调解，跟推销员商量，要他把赔偿款打个对折，推销员看了眼堂屋里的陈设，无奈地点头同意。外公和推销员说话的时候，三爷爷坐在旁边抽叶子烟，低头不语，等到调解完毕，三爷爷放下烟杆，把黄铜的烟锅头狠狠往地上一磕，闷声对推销员说，把狗教训一顿，再给他一百斤谷行不行？推销员先是不同意，看到夹着尾巴的黑子，又改口说，没有现钱把狗赔给他也行，不过他不会杀狗，要三爷爷自己杀了剐好给他。按照市面的行情，卖到狗肉馆，一只成年的肥壮公狗也能值个百来块钱。三爷爷扭头进了后厢房，不一会儿，小脚的太太跟在他身后走出来，拿出一包裹在手帕里的零钱。
“老三啊，你这个狗太跋扈了，还是要锁着才行。”外公劝三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