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名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甚至比群体更大。现实中和文学史上太多这样的人了，为人有意思，做的事也有价值，我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更好地形容他们。一直带着这个想法等待，好多年就这么过去了，记来记去，我脑子里也只留下了几个无名氏，毕竟应有的记录不多，相逢的契机少了一点。
在我看来，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无名氏”。我一度把他和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搞混。看书就是这样，我又不打算做研究。混淆有混淆的好处，在当时罗伯特·瓦尔泽的书种类不多的情况下，反而有幸把两个瓦尔泽的书都读了一下。这几年，一向自称失败者的罗伯特·瓦尔泽，在中国迎来了大量年轻读者。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在失败的意义上找到了共鸣。每个人成功的标准不同，没有人知道瓦尔泽为何自称“不成功的写作者”。我这里说的“失败”，更像是在形容一种生活受阻的感受。
瓦尔泽的生活，总是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十四岁时，他就被家人送去本地银行做了学徒，熬到十七岁，获得银行正职后他忽然辞了职，从此以后在社会上频繁更换工作。他做过舞台演员、小店的服务员、办公室职员等，1905年随家人搬到柏林。他很早开始写作，但写作始终没有为他带来任何现实回报。荷尔德林书中有一句话：“在我的职业里，人们获得的结果在本质上都太隐秘了，让人难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也许，写作这个事为瓦尔泽带去过某种隐秘的力量吧，反正他经常失业，不断停止一件事再改做另一件事，只有写作没有停止过，直到1913年回到瑞士故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巴黎。当时，所有文艺人士都往巴黎跑。瓦尔泽连去那里的勇气都没有，“对我而言，在柏林受到重挫之后，退回到小小的故乡，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瓦尔泽在写作上已经很努力了，早期也充满热情。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坦纳兄妹》一开头，写的就是一个叫西蒙的年轻人热情洋溢地到书店应聘店员。在西蒙的想象中，卖书“让人着迷，奇妙又可爱”，所以他想自己一定能坚持“卖书”很多年。可是理想丰满，应聘成功后的第八天，西蒙就不干了。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家人担心他，但他嘴上能说出的辞职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想工作了。
如阿城所说：“道德是一种规定，道变了，相应的德也就跟着变。”到了现代社会，不想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看法越来越宽容，哪怕职业道德也面临着变化。
这一代读者和媒体把西蒙视为“反内耗”的职人代表。在这个为读者带来爽感的形象树立起来的过程中，我有个小发现：工作也是一种身份限制、道德规定。干了这个，就不能干别的，打破规矩的事牵扯着你的工作前景。你的精力总有被耗光的时候。
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不认为瓦尔泽是一个这方面的好榜样。他晚年与朋友卡尔·泽利希的散步聊天中，回忆起这本“自反”色彩过重的小说时是有反思的——“人不应该否定社会。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或为之斗争或反对它。”（《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二、
“艺术，尤其是文学，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别于生活，正在于它憎恶重复。”诗人布罗斯基这篇文章的题目很直接，就叫《文学憎恶重复，诗人依赖语言》。现代文学、艺术似乎也都是来自生活，始于“为之斗争或反对它”这个意识的，而且最爱讨论的不是想象的无限，而是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说起文学史上有意思的身份，不能不提卡夫卡《审判》的主人公K。这个人在冒充土地测量员以前，只是一个想在村子里安定下来的流浪汉。在村里一个客栈入住，睡得正香时，他忽然被一个年轻人叫醒。得知村子属于城堡，想要在这里入住，必须得到城堡主人的允许，他就这样被驱逐出村。在一次偶然情况下，他听说城堡主人正在等一个土地测量员，于是立马自设限了一下。
先别管K知不知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但他知道这个身份对自己有好处——自己演得越像土地测量员，越有机会接近城堡。只要走进城堡，就离见到城堡主人，得到允许就不远了。
《城堡》的故事，只讲到了K发烧、卧床不起，等待是否同意他进入城堡的消息。事实上，这个小说和卡夫卡其他几个长篇《美国》《审判》一样，戛然而止。